2017年5月27日，“倔老头”李根绪“走了”，享年90岁。很多认识他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时，头脑都“嗡”地一下，心情难以平静。“他是印制行业的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总觉得应该再多活几年。他的存在，会给我们一种鼓舞和慰藉。”

　　就在5月初，李根绪刚刚入选了国际货币“名人堂”，是获得这项荣誉的亚洲第一人。

　　从建立起第一支国产印钞设备研发队伍，到主持研制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胶印、凹印、印码等一系列先进的印钞设备，李根绪将毕生的心血和智慧倾注在印钞设备技术的钻研上，先后参与了第1至第5套人民币的印制工作，为中国印钞造币事业和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广泛赞誉。

　　这些天来，从同事们的交谈议论中，很多人又觉得李工(晚辈们都称李根绪为李工)还活着，“他的音容笑貌和一些往事，总是生动地浮现在眼前”。

　　一个大学生与老工人的情谊

　　原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副总经理张周甫，上世纪60年代从华中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541工厂，“一进厂就耳闻厂里有个工人出身的专门改造印钞机和设计印钞机的人，技术很牛!”

　　就这样，这个大学生和老工人李根绪打了50多年的交道，而且对他心服口服，“李根绪比我强得多，他是真正的工匠!”

　　“没有好机器，印不出好票子!”张周甫说，这是李根绪惦记的事，两人一见面总是讲机器的事。凭着这股子信念，他不断优化改进印钞机，使印钞设备从技术到质量，不断提高。

　　上世纪50年代，为冲破国际封锁，他主持研制了“一版四色”集色印钞新工艺，开辟了我国集色印钞工艺的新途径，并处于国际印钞技术的领先水平。

　　上世纪60年代，他主持研制的“145丁型——四色凹印机”，不仅结束了我国不能制造轮转式凹印机的历史，而且成为当时国际上色数最多的雕刻凹版印钞机。

　　几十年来，他先后参与了第一、二、三、四、五套人民币的印制工作，先后主持、指导、参与了“145甲型——四色集色胶版印钞机”等10余种印钞机的研制、改进和完善工作。由于贡献突出，多次被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并被授予北京市、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1991年，他被国务院授予“享受政府津贴专家”。1999年12月，他作为“为印钞造币行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专家”，接受中国人民银行领导颁发的“印钞造币勋章”。

　　即使在离休后，他不顾年高体弱，参与、指导了92型凹印机、J98型胶印机、SD型多色凹印对印印钞机等新型设备的设计、制造和试验工作。其中，SD凹印对印技术及工艺为国际首创，2010年获中国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技术大拿的“中钞梦”

　　“他总是说，钞票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的脸面，如果国家的钞票造假太多，咱造票子的人就丢了脸面。”谈起李工的赤子之心，原北钞公司工会主席李林感慨万千。

　　人民币印制设备发展先后经历了“接收旧设备——自主研制——技术引进——自主生产”等阶段。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印制系统走上了自主研制、生产印制专用设备的发展之路。从开始简单地维修，发展到现在能够自行研制系列设备及其辅助设备，一切都离不开李工。

　　1946年2月，李根绪来到张家口晋察冀边区财政部印刷局，当了一名胶印工人，干的是手工续纸的活，“外国人能够做到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够做到，我们不能只是学习模仿，我们要发明，要创造，要用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振兴印制事业，让外国人瞧一瞧，中国人可以领先世界。”

　　1954年至1955年间，北京人民印刷厂从当时的民主德国引进全裁自动双色胶印机4台，为生产第二套人民币做准备，可是当时掌握技术的是一名留用的日本技佐，他提出，4台机器的安装调试时间要16个月。

　　技佐的傲慢让李根绪十分愤怒，他带领大家边学边干，只用了25天就按期完成4台新式全张双色胶印机的安装调试任务，使新版币按计划投产。

　　50年代，由于我国的技术水平还达不到要求，第二套人民币3元券、5元券、10元券还要请前苏联的印钞厂代印。当时，李根绪发誓，“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底纹接线机”!

　　1958年春天，李根绪开始进行结构设计，当年就完成了。1962年，样机试印成功后投产，为从根本上改变由前苏联代印的局面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凭着这样一颗爱国之心和一种顽强的民族气节，李根绪使我国的人民币印制技术，在上世纪60年代便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一生都在学习

　　“1993年，他被诊断为胃癌，医生说他只有5至7年的生命了。可是7年过去了、8年过去了，他一直顽强地活着。每到年底，他总是跟我们说：你看，我又超期服役多活了1年!时间对我来说太宝贵了，印制技术还有很多要研究的。”在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的离退休中心，老伙伴们这样介绍李根绪。

　　给老伙伴们印象最深的是，他一直在学习，离休后还在积极从事印钞科研工作，即使80多岁高龄时也没有休息，他每天还坚持到企业上班，画图纸、搞设计。

　　“印钞是个精细活，工人要懂机器，设计要懂原理，要想中国的票子好，就要有好的印钞机，我想设计出好的印钞机，为国家印出好的票子。因此，我要刻苦学习科学文化，造出好机器。”李根绪年轻时说的话，成了他一辈子的追求。

　　建国初期，为了丰富自己的印刷理论知识和机械知识，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李根绪走进了职工夜校。当时业余学校均为私办，学费是工资收入的30%以上，他从白纸坊徒步走到宣武门，开始补习小学、初中、高中的文化课，通过11年不断地学习，他系统地学完了中学的所有课程，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节假日、业余时间就去新华书店看机械学方面的书。书的价格贵，他买不起，就用纸和笔把一些重要的知识抄下来。

　　李工不仅自己学，还是个负责的师傅。他总是说，“印制要发展，光靠我一个人不行，要靠年轻一代来接班。”他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为年轻人搭建舞台。

　　当某一种印钞机得奖后，李根绪讲：“不要写我的名字，我只是提了建议，出了点子，活儿是年轻人干的，要奖励他们，激发他们的干劲儿……”大家有一个感受，只要你向他请教，他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知识，全部告诉年轻人，让年轻人尽快成长。

　　如今，李工走了。但从同事的叙述中，总觉得他行走过的路，会让更多的后来人奋发图强。

　　采访手记

　　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倔老头”

　　李工走了，在他入选国际货币“名人堂”后不到一个月内。很遗憾，我们没有在他生前采访到这样一位默默无闻而又举足轻重的“大咖”，甚至在找他的照片时，因为涉及工作性质等原因，找不出特别“像样”的照片。

　　我们从后人的叙述中还原出了一个真实的他：他是中国自主研制印钞设备的奠基人，技术地位毋庸置疑，但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倔老头”。

　　关于他的脾气，大家说了很多：他是一个有大脾气的人，但更是一个有大胸怀、大智慧的人;个性倔强，为了一项技术敢和领导拍桌子;在病床上都在看书、画图纸，你要是劝两句，他马上跟你急：能坚持己见，耿直爽快，一切吵架都是为了技术的提升……

　　所以大家很服他。他们说：搞技术的就该有些脾气。

　　因为有脾气，才能憋着一股劲儿从小学文化学成了国宝级专家，才能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印钞设备和队伍，才能让我们的印钞技术到今天能屹立于世界!(记者 彭文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