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本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故事乏善可陈。1964年，新疆罗布泊上空腾起的巨大蘑菇云，算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抹亮色。因为这团云，人们知道了“两弹一星”，知道了同出于一门的钱学森、钱三强，知道了“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赵九章、王大珩……但鲜有人知道他们师出同一人——培养了10多位“两弹一星元勋”的叶企孙。

　　和那个时代许多大师一样，叶企孙出生于相对富庶且开放的长江流域。母亲因病早逝，身为上海旧式文人的父亲，将莫大的希望寄托于这个小儿子身上。在父亲的教导下，叶企孙自幼熟读经史子集，这虽然与他后来从事的物理学研究和教学大相径庭，却熏染出他温润如玉的君子气质。

　　1911年，离开父亲主持的上海敬业学堂，叶企孙考入清政府为选派学生游美而设的清华学堂。作为清华学堂的首批学生之一，当时还不到13岁的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将从这里开始与“清华”二字结缘，也与近代自然科学结缘。

　　百年回望，今世之人往往有二“叹”，叹历史之动荡，也叹大师之辈出。1918年，叶企孙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生，先后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就读。史料对他留美期间的求学和科研着墨不多，今天我们只知道，他曾师从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布里奇曼，与导师合作重新测定的描述量子大小的“普朗克常数”，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16年之久。

　　假如留在美国继续研究工作，叶企孙很可能会早于李政道、杨振宁，成为著名的华人物理学家。但现实是，他选择了回国，执教于“第一届有4个人，第二届有2个人，第三届只有1个人”的清华物理系。

　　学生回忆，一至三年级，所有课都由叶企孙单枪匹马开设，“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但他的执教之严从不因学生少、工作量大而松懈。因为觉得李政道看的参考书比自己“更高明”，叶企孙允许这个颇有天赋的学生不听课，但也会因为“实验做得不认真”，给李政道的成绩扣掉了25分。

　　或许是深感于师资匮乏对教育的限制，担任清华物理系主任时，叶企孙招揽人才不拘一格。吴有训当年初任教职，年龄、资历都不如他，但他把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后来，他先后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并未因自己正当盛年而有所犹疑。

　　冯秉铨一批人毕业时，叶企孙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此言非虚。1926年至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请来了熊庆来、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也正是这些人，奠定了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在近代中国的基础。

　　叶企孙终身未婚，没有子女，他把最深厚的情感都留给了学生。其中，他特别青睐学生熊大缜，彼此视为知己。

　　遗憾的是，熊大缜去冀中抗日，被疑心为国民党特务，严刑下“供出”了叶企孙，预言了叶企孙晚年景况的悲凉。

　　十年动乱，叶企孙两度被捕入狱，所有的辩白最后只归为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在狱中，他的身体严重透支，出现幻听、小便失禁等症状，甚至双腿肿胀难以站立、身子弓成了九十度。但即使神志不清，出狱后的他依然不忘保护学生——在中关村马路上碰见主动打招呼的钱三强，叶企孙要求对方赶快躲开自己，“再也不要理我了”。

　　行走于今天的清华园，除了1992年在百余位70多岁老学者的呼吁下树立起来的铜像外，叶企孙并未留下太多痕迹。但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或许都该意识到，今日中国自然科学之成就与普通人生活之安宁，都离不开叶企孙多年之前手植桃李的荫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