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者往往诱导我们关注被启蒙者的蒙昧状态，而隐藏在其后的却是启蒙者自身居高临下的仲裁者的姿态。在启蒙的话语和逻辑下，启蒙者自己作为血肉之躯的生存境况总是被忽略的。仿佛《补天》里的女娲、《铸剑》中的黑色人，从天而降，且身怀不知其何所由来的绝技，即使是在被交待了“前史”的后羿(射猛兽、射日的雄壮)、大禹(鲧治水的失败)身上，我们也并未看到任何“烟火气”。这样的形象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新文化运动之初的启蒙者，让人看到离开仙台、转往东京、力办《新生》杂志、译介域外小说的鲁迅。

　　相较于究竟要如何启蒙，更值得追问的，大概是启蒙本身的合法性。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不能停滞在如启蒙者自己所言的动机上，而是要探求启蒙者这一“施教主体”的生活经验与存在状态。评定启蒙者的资格当先于启蒙内容，名不正，则言不顺。启蒙者固然在智识上是优越的，但需要警惕的是这样一套逻辑背后，所暗藏的“权威主义”式的心理，打倒旧的，树立新的，不过是更换了一种信仰的领袖而已。于是，在启蒙主义的叙事中，启蒙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神，从而逐渐脱离了常人的存在状况。然而当我们的目光稍一落在他们的真实生活上时，那种类似偶像的东西也就或多或少地崩塌了。

　　庄子面对骷髅，首先对其死因发出了一番揣想，从“贪生怕死、倒行逆施”，到“失掉地盘，吃着板刀”，再到“一塌糊涂，对不起父母妻子”，几乎全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将素未平生的人假想为失败者或道德沦丧者：“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将自己置于高位， 俯瞰式地揣想，自觉地将自己视作施救者，未经踌躇就决定要召唤司命大神替骷髅回魂。这样看来，庄子对骷髅的“起死”，正是启蒙的一种隐喻。

　　《起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制造出了一种断裂。庄子的“神技”令他在智能方面高居常人之上，而其“常人化”的表现却又令他分离于《故事新编》中的其他角色(女娲、羿、黑色人等)，分离的同时，也获得了某种颠覆的意味与解构的色彩。具备神技的人物也是首先要满足与常人无异的生存欲望和需求的。而更重要的是，当满足了基本的生存欲望之后，其他的问题还成之为问题吗?

　　                          《起死》插图：你还我一个死罢

　　骷髅是肉身，在肉身上唤醒了灵魂，是为庄子的“起死”，这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铁屋”里沉睡的人们，对他们的“唤醒”，自然也是指向其灵魂。庄子费尽唇舌地决然地要唤醒那具骷髅，这给了“铁屋”困境一个形象具体而又十分轻松的答案。“铁屋”的沉重的悖论就这样被玩笑一样的闹剧消解掉了。庄子要对骷髅“复他的形，生他的肉”，是把在铁屋中叫醒昏睡者的譬喻推向了更为极端的地方：不但是昏睡者，即使是死了五百年的人，也要让他活转回来。但是庄子并没有任何形而上的考虑，纠缠了启蒙先行者们很久的伦理问题，诸如启蒙势必会令被启蒙者感到“无可挽救的苦楚”，在这里，“起死”忽然被置换成了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起死骷髅，而是有没有能力起死骷髅。或者说，应不应该起死骷髅，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故事中特别展现的，是庄子说服司命大神的如簧巧舌，而非庄子在决定“起死”之前，对“起死”本身的定位与判断。这样的一种“理所当然”，与后面活转回来的汉子经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之后，要求庄子“你还我一个死罢”之间的矛盾与割裂，引导人们重新考察“启蒙”的合法性。到这里，作者对启蒙问题的思考，不再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了。他的叙述仍然围绕着生命的元素，这是他在《故事新编》的篇首就关切的。但他对于生命的看法，已经与《补天》有了根本性的断裂，换言之，他在《起死》的故事里，完成了对自己前面创造出的故事世界的一种“超克”。

　　此外，《起死》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形式上的反讽。庄子“为古人招魂”这一行为所产生的荒谬结果，又在另一重意味上造成了对“故事”这种题材本身的解构：对“故事”的大加书写，不正是“为古人招魂”吗。《起死》作毕，鲁迅已临生命尽头了。《故事新编》这一场有预谋的写作，虽在形式上终于保持了连贯性，甚至制造了某种具有美学意味的观照(两个字的篇名，生命元素在《补天》与《起死》中的呼应)，但经历十三年，作者最初的题旨，已经隐然改变了。

　　        1936年3月23日鲁迅的病有了些许的缓和，便在大陆新村寓门口留影(局部)

　　今天，我们如何读鲁迅?

　　鲁迅的世代渐行渐远，而纠缠过他的问题仍然在一些人心头焦灼。谈论“启蒙”者，仍然以义不容辞的姿态，自比“游勇”，实则布成了大阵。舆论的声音此起彼伏，其众矢之的，左右还是不出如何将骷髅回魂成汉子，而不是那个挥着魔法棒居高临下不由分说的庄子。“启蒙”志士们之“反诸己”的自省力，距离他们的偶像鲁迅，似乎还是太远了一些。而真正细思起来，在学科分工愈发细化的今天，人文领域内的知识人究竟能够直接承担多少社会责任，一时之间恐怕也难以回答。

　　对于鲁迅，细读其作品也许比形而上化其思想重要，体贴他写作时的微观语境，也许比观念性地认知宏大历史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鲁迅，能够为各个立场与阵营提供话语资源，或许恰恰是件令人遗憾的事。因为这抹杀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价值，也抹杀了支持其文学性的那一层热烈的生活者的面向。被符号化了的鲁迅，成为诸人“六经注我”的材料。如此，无论如何重提或者纪念，也只是不断加强读者自己的观点与立场——他们的观点与立场往往以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形式假象声张着意识形态，所以那些享受着自我主体性迷狂的读者也许只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的参与者——并无益于接近鲁迅真正的灵魂。这里展示的鲁迅对于“启蒙”问题一重又一重的反思，正是一个例子，提示我们由文本出发，寻求鲁迅真意的路径。这大抵也是我们面对自己，面对历史，面对当下的最大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