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文学革命里的边缘人，启蒙阵营中的迟疑者

　　稍具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鲁迅文学之路的起点，在于日本仙台时期著名的“弃医从文”事件。本来因为在父亲病重去世的过程中见识了中医的荒唐而决心致力于医学事业的鲁迅，在作为清政府支持的留学生来到日本以后，有感于一系列见闻，棘刺之下，转而向文。

　　这一段，后人多是根据鲁迅本人的追述了解到的。“弃医从文”的果决与大义，是鲁迅离开日本多年、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谋了职位、在北京渐渐落稳脚跟后的追忆。那是《狂人日记》时期的鲁迅。日后，鲁迅在各种追述中，只承认自己在日本做文艺运动的激进与努力，强调在那场真正令他声名大噪的“文学革命”中，他的姿态其实一直是边缘的。

　　《狂人日记》是钱玄同向鲁迅约稿的产物，时值1918年，五·四运动的前夕。鲁迅在这场著名的谈话中提出了“铁屋”的比喻。“铁屋”表征了“启蒙”的伦理困境：是否要唤醒铁屋里熟睡的人们?鲁迅的态度是迟疑的。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行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这种踟蹰的态度其来有自，辛亥革命带来的幻灭感自然是缘由之一，但鲁迅在日本从事文艺运动的失败，恐怕给他造成了更为深刻的悲凉——鲁迅自幼就有对世情人心独特的敏感。

　　                                   《补天》插图

　　尽管踟蹰，鲁迅却不辍笔耕。《呐喊》即是他不愿抹杀“希望”，为“文学革命”摇旗的作品。写作于1922年的《补天》，原本是以《不周山》的名字，被收于《呐喊》之中的。1924年2月，《创造季刊》上发表了成仿吾《<呐喊>的评论》，文章认为《孔乙己》、《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都是“浅薄”、“庸俗”之作，唯独《不周山》倒算是唯一的文艺佳作。鲁迅对此说不以为然，但并未立时发作，成仿吾对于《不周山》的“谬赞”，某种程度上促使他重新考量了以这种笔法开创一种新文体的可能。1926年鲁迅南下，写作《铸剑》和《采薇》，正式开始了《故事新编》的规划。1930年《呐喊》第十三次印刷，鲁迅将《不周山》抽出，尔后，这篇讲述女娲补天的故事成为了鲁迅“故事”世界的开幕之作。

　                                    《奔月》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