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与世长辞,此前小说集《故事新编》已于同年出版,距今亦有80年了。他曾表示,希望自己的文章“和光阴偕逝”,今天人们却偏爱他的诸种应时之作,寻章摘句用以批评或者表彰,以供“夫子自道”。人们惯于从《野草》中去寻形而上化的鲁迅,从杂文中去寻批判性的鲁迅,从《呐喊》、《彷徨》中去寻鲁迅“新文学的实绩”,真实的鲁迅,以及他创立的最为光辉的文学世界,就这样在世人的眼光中黯淡了。
从1920年代直到1930年代,鲁迅由北京,南下厦门,辗转广州,复又定居上海,《故事新编》囊括了这其中时间的蔓延与空间的转徙,可能是接近鲁迅真意的最佳途径,却因“难解”被低估。从女娲造人到庄子招魂,在这8篇“新编”里,我们仿佛目睹了试图在文学革命中边缘化的鲁迅“故事”,以及他对启蒙从“无所不能”到“回到人间”的一重重反思。
鲁迅
1932年末,鲁迅应上海天马书店之邀,编订《自选集》,在这部集子的《自序》里,他说,自己多年来的案头功夫中,可以称为“创作”的,是《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与《故事新编》五种。
在今天,鲁迅已经成为一种类似符号的东西,“弃医从文”、“国民性”、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些符号,在普通读者的视域里,成为了理解鲁迅的关键词。他与批判性相关,与新旧世界的交替相关,甚至与国家民族相关,所有概念化的表述构筑成了一座颠扑不破的雕像,鲁迅高高在上,其作品也很难再像真正的文学本身一样,令读者以肉身凡胎抵达一个真实的心灵世界。
鲁迅曾表示,希望自己的文章“和光阴偕逝”,今天人们却偏爱他的诸种应时之作。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往往是那些自以为具有强烈主体性的读者,更加容易与鲁迅发生热烈的感情。于是鲁迅常常被只言片语地“征用”,用以批评,或者表彰,他的话也就往往变成喜提鲁迅者的“夫子自道”。真实的鲁迅,以及他创立的最为光辉的文学世界,就这样在世人的眼光中黯淡了。
《野草》表征了形而上化的鲁迅,杂文表征了批判性的鲁迅,而“新文学的实绩”则存在于《呐喊》、《彷徨》之中,这一套认知鲁迅的维度框架至今仍然未被完全打破。通常被认为难解的《故事新编》与温情的《朝花夕拾》则在纷纷攘攘各取所需的阅读史中被冷落了,而事实上,这两部作品也是理解鲁迅的重要材料。读者因其“难解”而放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反证了阅读路径的惯性依赖:人们只想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崇拜的前提并非全然通透的理解,这对于鲁迅本人来说,实在不算一场“费厄泼赖”。
《故事新编》在鲁迅自己定义的作品世界中,经历了最漫长的写作过程。从1920年代直到1930年代,鲁迅由北京,南下厦门,辗转广州,复又定居上海,《故事新编》囊括了这其中时间的蔓延与空间的转徙。假使“思想”真的存在于鲁迅的作品世界中的话,那么这本集子也许呈现了其一生思想更为整全的面貌。
鲁迅1909年在东京的和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