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士·普利兹克给王澍颁奖

　　5月25日，2012普利兹克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王澍成为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中国建筑师。评委帕伦博勋爵在祝贺王澍获奖时说，在王澍的作品中首次看到了中国当代建筑的价值，他的设计根植于中国传统和文化，他的建筑语言如同其他伟大的建筑体系一样指引人们的内心。

　　此前一天，北京建筑论坛——与普利兹克奖大师谈建筑研讨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以全球化·地域性和挑战·创新为主题的讨论邀请了历届普利兹克奖的获得者弗兰克·盖里、格伦·努维尔、扎哈·哈迪德以及中国建筑师王澍、崔恺和朱小地参与，就共同关注的建筑设计行业发展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而4月24日下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学术交流会，更是一个800人参加的盛会，未来的建筑师的主题，更多的表达的是年轻人的憧憬。

　　随着中国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北京作为设计之都一直起着建筑设计行业的引领作用，拥有勘察设计机构1000多家，年营业收入480亿元，行业从业人员16万人，勘察设计大师120多名。此次普利兹克奖颁奖选择在北京进行，表明中国建设行业发展的繁荣，以及中国建筑设计行业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时期。

　　此次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生于北京，工作在杭州，他所主持设计的宁波滕头馆、象山新校区二期工程、宁波历史博物馆、磁屋等皆表达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致敬之情。

　　我的设计都发生在中国，但涉及的问题并不仅限于中国

　　——王澍在普利兹克奖颁奖礼上的致辞

　　尊敬的李克强副总理，尊敬的普利兹克先生和夫人，尊敬的帕伦博伯爵和评委团的所有成员，尊敬的在场的各位嘉宾：

　　获得这个奖对我来说，多少有些不期而至的感觉。在多年孤独的坚持之后，对一个在获奖之前没有出版过任何作品集的建筑师，对于一个只在中国做建筑的建筑师，一位自称为业余建筑的建筑师，这个惊喜是巨大的，因此我要感谢评委睿智而公正的评价。

　　作为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本土建筑师，我在深感荣耀的同时，也有几分惶恐。要知道这个有着伟大建筑传统的国家，这个几千年来没有专业建筑师制度的国家，现代建筑师这个角色，从我的老师的老师那里，到我，也只有三代人而已。

　　这个奖对中国建筑界的意义如此重大，作为一个还如此年轻的建筑师，我必须说，要感谢这个非比寻常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的中国巨大的发展和史无前例的开放，才可能让我这样一个建筑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多的机会去进行艰难的建筑实验。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太太、我的伙伴陆文宇；也要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们，我看到其中的一些，今天就坐在这里，我非常地感谢他们。

　　也许是因为这个国家专业建筑师制度的年轻，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时代变化。我记得30年前，当我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学习的时候，什么是建筑，就是被经常提出来的问题。童寯先生——中国建筑师，第一个研究传统园林的建筑师，曾经有学生很虔诚地问他这个问题，他总是轻轻地回答：“建筑，不就是那么点事情嘛”。但就是这么一点点事情，在过去30年，翻天覆地且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面貌和生活。

　　实验和困惑始终同时发生着。像我这样一个读过太多哲学的建筑学生，先是充满激情地拥抱现代建筑，很快就遇到后现代建筑，在厌倦了这种矫情的风潮之后，又为解构建筑的哲学而兴奋，我甚至设计和建造了。但是困惑一直伴随着我，就建筑与文化的交叉讨论而言，这是根源于我们自我文化的建筑吗？这就是为什么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高潮期选择了退隐，我选择退出专业建筑师制度，我选择做很多旧建筑的改造，我选择整日和地方的工匠一起工作。我意识到，与以虚构为基调的现代建筑相比，有另一种总是承认有某些东西、事先已经存在于那里的建筑；与强调抽象空间的现代建筑相比，这种建筑总是指向具体的某时某地；它包含着更多的时间和唯一的意味，与完全人工的现代建造相比，它更强调自然性的中国建筑传统；意味着另一种建筑学，一种我从来没有学过但可能包含着比现代建筑更加优越价值的建筑学。如果现代建筑就指这种专业建筑师制度，我宁可称自己是业余的。

　　迄今为止，我的建筑设计活动都发生在中国，但所涉及的问题却并不仅限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积淀中，中国和建筑学有关的许多问题，都曾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过，但中国发生的事情，其规模更大，态势更加猛烈，速度更快。在这个100年前还只有工匠没有建筑师的国家，发生着深刻的文明冲突。这就要求建筑师不仅作为一个技术职业者，更需要更加宽广的视野、更深思熟虑的思考和更清楚的价值观、信念。我的所有建筑设计都与这种思考有关，都与这种问题有关。

　　一种以工匠技艺为主体的建筑师，如何在今天生存？面对规模巨大的人工造物，传统中国伟大的景观系统在今天意义何在？在蔓延城市乡村的现代造城运动当中，如果不大拆大建，城市建筑应该如何发展？如果传统已经被拆为平地，新的城市建筑如何在废墟中接受历史和生活的记忆，重新建立文化身份的认同？在中国深刻的城乡冲突中，建筑学以什么样的努力可能化解这种冲突？面临建筑学自上而下的专业制度、普通民众自下而上的建筑活动，是否可能饱有权力和空间？面对严峻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我们是否可以从传统和民间建造中找到更有智慧的方式？从身边的生活和个人的真实感受入手，如何建造一种非虚构的、非象征的、非闪闪发光的、非标志性的建筑文化的表达方式？如何在强大的现代制度中，坚持一种独立的建筑师的工作态度和方式？

　　我经常说，每次设计一个建筑，我都不只是设计一个建筑，而是在设计一个饱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世界，走向一条重返自然的道路。这就是我在得知我获奖的那个时刻，我正在思索的问题，也是我伸向未来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