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在向文波的建议下,三一集团将总部搬到长沙,并且将目标瞄准了混凝土输送泵等工程建筑机械产品。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三一集团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下室小作坊开始逐渐被世人所熟知。
在今年7月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三一重工以215.84亿美元的市值占有一席之地。
表面看来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三一集团走得一帆风顺,但只要仔细研究三一的发展历史,就知道三一的每一步转折都无比艰难,即使稍有差池,或许后果就完全不同。
股改时梁稳根的“大猪拱食小猪才有吃”、参加德国宝马展的主力产品折戟乃至今年4月沸沸扬扬的“行贿门”: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的三一集团并不缺少危机。
但每次化危为机,都显示了梁稳根在用人方面的过人之处,其高管团队从创业开始一直比较稳定,即使像总裁向文波这种个性鲜明的人物,对三一也有着很高的忠诚度。
和很多家族企业不同,三一集团即使偶有动荡,也绝没有下属离心的状况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梁稳根这位新晋“双料”首富,与许多民企掌门人独揽财富不同,他率领众高管共同致富。
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三一重装董事长毛中吾、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袁金华、三一重工执行总裁易小刚、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周福贵,在201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集体上榜。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创榜人、福布斯上海分社社长范鲁贤则评价:“这是我们做中国富豪排行榜以来,第一次一个企业有那么多人上我们的榜。”
企业“家”
在三一集团的车间里,竖着“四要五不”的标语,而其中“四要”的第一条就是要尊重员工,而“五不”的一条则是“不准拉帮结派”。
梁稳根经常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他曾多次表示,治理企业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治人”。
其实三一集团有非常明显的家族企业性质,这从梁稳根的很多亲戚都在三一集团担任要职可以看出来。他的弟弟梁正根担任总裁助理,主管审计监察工作,而他的儿子一从大学毕业就进入三一集团工作,现在更是身居高位。另外,还有多位中层领导与梁稳根等四位创业元老有着亲属关系。
即使是如此多的家族成员在三一集团占据高位,三一集团也没有被外界看做家族企业。这或许是由于在三一集团,家庭成员并不是核心所在。
曾有一个段子广为流传,梁稳根的夫人有一个亲戚在三一重工工作,因为干得不顺心想调整岗位,请梁夫人说情,结果被严厉批评。
而据三一重工员工表示,三一重工虽然属于民营企业,但在管理层中,基本不会出现因为私情而违反用人制度的情况。
而职业经理人在三一重工更是享有很高的地位,这从梁稳根对向文波的重用程度就可见一斑。三一核心管理团队的稳定,在中国商界也是出了名的。
从一起创业的四兄弟到创业初期加入的周福贵、易小刚、王佐春,再到后来加入核心团队的向文波和翟登科,这个团队几乎没有产生过变动,这也让梁稳根拥有一支忠心耿耿的队伍,让自己的意图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贯彻。
1985年,梁稳根、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四个年轻人向厂里递交了辞职报告。这是最原始的创业团队。
唐修国是在一次晨跑时遇到的梁稳根,当时梁稳根对他说:“如果我是你,我三年跑到华盛顿。”这时两人都刚刚大学毕业分配过来。梁稳根说这句话想激励唐修国考哈佛大学研究生,这是梁稳根的一个梦想,但他当时已经28岁,并成了家,唐修国当年只有21岁。虽然梁稳根并不知道哈佛大学在波士顿而不是华盛顿,但这种常识性错误没削弱对唐修国的刺激。
1991年,向文波加入三一。之后,周福贵、王佐春等先后跟随梁稳根加入三一。
1995年6月的一天,梁稳根从湖南老家赶到北京向当时供职于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的液压专家易小刚求救。易小刚或许从未预料到,他的职业生涯将发生华丽的转身。
但在长沙待了半年之后,易小刚竟果断地选择留下来,与北京的一切决裂。易小刚曾说,“我的家人都觉得我疯了,不理我了。”但是就是这样“不可理解”的抉择,却创造了一个辉煌。
同甘苦
事实上,创业初期患难与共,但当坐享成果时分道扬镳的例子在中国民营企业中不胜其数。近日周鸿和傅盛大打口水仗就是最新的例证。
但是不停产生人员变动的三一集团虽然有新的高管加入,但核心团队却从未动摇。或许这就和本文开头的“共同富裕”有直接关联。
九人董事会是现在三一集团的最高决策层。除了最早的“梁袁毛唐”组合,在三一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陆续加入了王佐春、向文波、周福贵、易小刚、赵想章等五人。
其中初创三人组中的唐修国因为注重细节、柔和内敛,被梁稳根看成“大管家”的角色,而与他年龄相仿性格却恰好相反的向文波分别成为三一集团的前两号人物,而王佐春、毛中吾、袁金华则逐渐在上海、昆山、沈阳找到了新战场,从集团里分管一摊的董事成长为能带兵打硬仗的将军。
梁稳根的江湖气从三一重工非常传统的早餐会就可见一斑。
梁稳根在岳麓山脚下的爱晚亭附近租了一幢白色的房子,里面既是他的书房,也是他和董事商量重大事情的地方,据传三一要做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第一家企业,就是在那儿拍板决定的。
曾有投行人士受邀参加过这样的会议,回来之后很是吃了一惊,说从来没见过哪家企业这么开会的,董事们以各种方式争吵、质疑,每个人都冒汗,谁都可以打断梁稳根的讲话。
而对于钱财,梁稳根非常慷慨。1994年,梁稳根召集驻守在涟源和长沙两处的兄弟在长沙的潇湘城宾馆开会,明晰两个公司的产权,这也是他们创业近十年来第一次讨论“分家产”的问题。当时易小刚、赵想章还没有加盟,据向文波、唐修国、王佐春回忆,从梁稳根宣布方案到通过,10分钟都没用。梁稳根的方案是,涟源材料厂的股权,梁、唐各21%,毛、袁各20%,翟登科11%,王佐春5%,向文波、周福贵各1%;长沙三一当时还是负资产,梁稳根占56%,唐、袁、毛分别占8%,向文波7%,周福贵12%,王佐春1%。后来,易小刚加盟,梁稳根从自己的股份中拿出了2%给易。2007年,负责财务与投资的三一集团副总裁赵想章,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为三一集团贡献了近20个亿的利润,被提拔为董事,也握有集团的部分股权。
梁稳根的懂得“共享”与许多民企紧攥着股权不同,他不断地将股权分享给能给公司带来更大收益的人。这或许正是三一集团不断得以壮大的原因。
贤人帮
2008年2月,在三一集团举办的“2008三一节庆典暨表彰大会”上,一份高达3500万元的巨额奖金引发轰动,这是因为当事人李冰已经去世3年。
李冰是益阳人。1998年,当时还是长安大学副教授的他被三一集团邀请加盟,而加盟后李冰曾任三一重工研究院院长、副总经理。他不仅主持开发全液压路面压路机系列产品、沥青摊铺机和平地机,还主持研发了国内第一台沥青转运机,并多次承担国家863项目研发。
十几年前,三一掌门人梁稳根曾承诺销售收入过百亿时,会给员工巨奖。
李冰加盟后,对于他的条件是必须在三一集团工作满10年。但因为身体原因,李冰在2004年住院后一年左右就因病去世了,当时才30多岁。“对于负责的企业来说,一诺千金,说到就必须做到,更何况像这样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向文波说。
在三一集团,像这样的外来人才并非少数,从记者了解到的三一重工的组织结构图中就可以清晰看到,不少部长一级的高管就是来自于空降,一些人员更是直接来自某些国际大企业中高层的管理人才。
对于人才,梁稳根从不吝啬打开自己的钱袋子。上市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三一不断亮出发展空间和高薪的旗帜大量引进空降兵。梁稳根曾透露,2002年,他自己的年薪是60万元、总经理向文波的年薪是50万元、常务副总经理易小刚的年薪是40万元、财务总监赵想章的年薪是30万元。
除了这样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外,梁稳根更是把三一重工的技术人员当成最重要的“宝贝”,他曾经跟三一重工的技术人员开玩笑:“你们就好比阳澄湖的大闸蟹。并不是因为蟹好,而是因为它是阳澄湖的,所以值钱。只要你有三一的工作经验,在社会上不愁找不到工作。”
当三一还没有一栋体面的办公楼的时候,研发大楼就已经落成了。以前国内的科研人员喜欢到国外,往往是冲着研发条件去的。凭借三一的研发条件,大多数技术人员出去的必要性就不大了。向文波从另一个侧面阐释了三一用人的理念:“三一在宏观调控压力大的时候也裁过人,但我们从来没有裁过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