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前,患者的妻子在丈夫手上写下一行小字,林松用相机将其记录下来。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林松严格遵守手术流程,坚持以最佳状态做好每一次手术。

　　▲工作日每天早间的查房成为林松详细了解患者病情的重要手段。

　　作为神经外科的医生,做出每一项诊断、提出每一种治疗方案,他都要理性地思考和权衡;但在和患者共同做出最终决策之前,他也会问自己一个感性的问题:“如果这是你的父母,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准备怎么治?”

　　患者和家属是最不可或缺的战友,“我们必须真诚地对待患者,和患者站在同一战线、同一立场上,这样才有可能打赢那些恶战”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雷琨　实习生黄伟

　　“你看过《红海行动》吗?神经外科四病区这个攻坚团队就好比里面的蛟龙突击队,面对的都是最凶险的敌人。”大徐(化名)是个“军迷”,同时也是在北京天坛医院(下简称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就诊的一位患者,他的主治医生是四病区主任林松。套用大徐的比喻,林主任应该算是这支“突击队”的“队长”兼“狙击手”。

　　脑胶质瘤、高难度深部肿瘤、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这串常人看来陌生而恐怖的疾病,就是这支“突击队”对抗的“敌人”。脑胶质瘤俗称脑癌,因手术风险高、治疗难度大、患者生存期短等特点,多年来一直让人闻之色变。

　　林松从不讳言“敌人”的凶恶。“如果把人的颅脑比作一个圆形的靶子,我们接诊的不少患者,他们的肿瘤长在靶心处接近十环的要害位置。”林主任告诉记者,“实施手术时,既要尽可能彻底地切除肿瘤,又要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患者的神经功能不受损、少受损,难度确实极大。”

　　“让有需要的患者都能看上病”

　　杨凯元,目前在首都医科大学读研究生二年级,他和同学李铭孝、师兄黄伟一样,都是四病区这个“战斗集体”的年轻血液。系好白大褂上的最后一粒扣子,“冲锋号”也就随之吹响——早上7:50,他们几乎同时从门诊楼满载的电梯里侧身挤出来,随即被候诊的患者和家属围住,急着要加号的患者甚至拉住了他们的衣袖。

　　“只要有需要,林主任一般都会给加的;在神经外科,首诊重要、手术重要,术后复查和治疗也同样重要,所以只要来了,都得尽量让人家看上病。”黄伟说话时语速很快、带一点南方口音,但吐字和表达却非常清楚,这是他在四病区这些年与患者沟通练出来的。

　　清晨到岗,做好下周的手术安排,林松快步赶到门诊楼,在电脑前坐定,迎接当天的第一位患者。

　　“看你这片子挺好的啊,没有复发。”林主任先开出一粒“定心丸”,女患者一直紧皱的眉头散开了。“但是看化验结果,内分泌系统还是受到了影响,接下来要把药量调整一下。”林松向患者解释了她近来身体出现不适的原因,提醒她每次来神经外科复诊都要连带着做内分泌方面的检查,又把调整后的用药方法复述了两遍。一旁的杨凯元快速地在患者的病历本上记录着。与此同时,李铭孝开始换片子并介绍下一位患者的情况。写好病历,杨凯元帮患者把各项检查结果收进装影像报告的袋子里;女患者道谢出门时,李铭孝也跟了出去,交代她一些复查、用药和日常生活方面的注意事项。

　　林松和年轻的助手们连轴转、打配合,环环相扣、争分夺秒、一刻不停,从首位患者就诊到第二个患者进门,整个过程用时4分钟。

　　“很多患者都是千里迢迢过来看病的,我们必须提高效率,无论手术还是门诊,要质也得要量,既要尽快帮每位患者把问题解决了,也要让有需要的患者都能看上。”

　　林松出门诊时,很少喝水,能省的时间都省出来给患者;但不能省的环节,他一个也不会落下。这些必备环节,既包括了解病情、查看片子和各项检查结果、提出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开化验单、开药等等,也包括用安慰的话语甚至小小的玩笑来缓解患者的焦虑。

　　“林主任,就这片子,您给初步判断一下,我妈这瘤子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一个30多岁的男子陪着年近花甲的母亲前来就诊。儿子直勾勾地盯着林松,问话几乎没有停顿和喘息;妈妈则一言不发地低头坐着。

　　“我看像良性的。”家属说话急,林松答得也干脆,“你这小伙子,哪有当着妈问这个的?”林松说完,男子有点不好意思,语速放慢了些,说在体检结果出来前,已经觉得母亲有些不对劲儿,“我妈一直是做小生意的,可是前段时间连账也懒得算。后来查出这么个情况,我在家就跟我妈说了,不管结果多坏,都要有心理准备。”

　　听完他的描述,林松问患者,“您懒得算账,最近是不是把钱都送人了?”这位脸色沉郁的母亲被逗笑了,说那倒还不至于。林松接过杨凯元开好的化验单,递给儿子,又嘱咐他,“现在各项检查都还没做,下不了准确的判断呢,你别先把妈妈吓坏了。抓紧做完检查,再回来找我看。”

　　从医多年,林松最明白患者的担忧、家属的纠结,“现在国内的焦虑症发病率超过6%,在神经外科的患者和家属中,这个比例还要更高。”因此,在林松眼中,一个合格的医生除了用医术治身病,也要靠沟通解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