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省黔西县金兰镇瓦房村,杨绍书(左一)和学生在崖壁旁的小路上行走(4月27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杨绍书在贵州省黔西县第十小学给学生上课(5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新华社贵阳6月26日电(记者潘德鑫)清晨的哈冲,浓雾笼罩,崖壁上的小花迎着朝露竞相开放,清新烂漫。当地人称这花为缫丝花,其性耐干旱、耐贫瘠,生命力极强。

　　崖壁之上,花木之间,隐约能见一条崎岖的“毛狗小道”,这是寨里娃儿上学的必经之路。这条路,57岁的杨绍书已默默守护了几十年。

　　有41年教龄的杨绍书和这缫丝花一样,亲历了哈冲的贫困,又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山村教育的沧桑巨变……

　　崖壁坚守

　　第一次见到杨绍书是在4月底的一个清晨。已洗漱完毕的他,正坐在屋外的一片石磨上抽旱烟: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身着黑色夹克、洗得发黄的白衬衣、黑色光面西裤,脚上是已磨损掉皮的黑皮鞋。

　　贵州省黔西县金兰镇瓦房村哈冲组位于乌江上游支流六冲河岸的一处崖壁上,从河面向上或从崖顶向下都很难被一眼发现,除非偶尔升起的炊烟和石头缝里冒出的庄稼苗。寨子里的老人说,祖辈为避战,逃到了“挂在半空、面朝河谷”的哈冲。

　　老杨的家位于寨子的最高处,是上世纪70年代建的一栋平房,墙是泥巴垒的,发黑的茅草屋顶长了不少青苔。这,是他教师生涯开始的地方。

　　1977年,因为娃儿外出上学困难,在公社的支持下,寨子里唯一上过初中、会说汉语的杨绍书在自家堂屋办起了“识字班”。

　　当时年仅16岁的他,比班里的大娃娃大不了几岁,“工资”按一个壮劳力算,一天记12个工分。

　　老杨回忆,当时教室很简陋:几块木板拼接刷上墨汁就是黑板,课桌是各家凑的长条板凳,9个学生按年龄段分了3个年级,一个年级上课其他两个年级只能背对讲台自习。

　　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到金兰镇,老杨也转为民办代课教师,报酬从工分变成了工资。1987年,为方便村里更多的娃儿上学,老杨的教学点搬到隔壁的瓦岗二组。1996年,教学点并到村里的华山小学。

　　从哈冲组到瓦岗二组和华山小学,都必须翻过悬崖,荆棘密布,之间只有一条狭窄、崎岖的“毛狗小道”。这条小道原本也是没有的,是老杨带着村民一刀一刀砍、一镐一镐凿出来的。

　　从崖底出发到崖顶稍微宽敞的土路,直线距离不到500米,却要爬近50分钟。小道弯曲起伏,不仅要小心脚下随时可能松动滑落的石头,还得提防偶尔出现的毒蛇、野蜂。

　　途中有处凸起的山包,人称“船头山”,刨出的小路几乎与江面垂直,徒手攀爬极难,当地人用自制的“树钩”钩住头顶裸露的树根或石头缝才能往上爬。

　　每至此处,孩子们只能靠老杨一个一个往上背,一个一个往下抱。多的时候有10多个孩子,一口气抱下来,老杨经常累得气喘吁吁。

　　为了确保安全,老杨会定期带上锄头和镰刀沿路除杂草、刨石梯、搭藤索。“秋季学期砍一次就可以,春季学期草木长得快,每隔一两个月就要砍一次。”

　　“夏天温度高,娃儿走到学校都累蔫儿了,雨水还多,有几回小路直接被山洪冲得不见踪影。”老杨说,“冬天也不好走,天亮得晚黑得早,来回都得打着电筒。”

　　“说不累是假的,习惯就好了,每学期开学的头10天走得还是恼火,腿肚子又酸又痛,但走半个月就又适应了。”

　　年复一年,老杨就这样“抱”大了一茬又一茬苗族娃儿,走过的崖壁求学路总里程可绕地球一圈。

　　闯关出山

　　老杨是哈冲第一个迈进中学大门的,也曾是哈冲最有希望、最先走出山门的人,但为了更多的人能走出去,他选择了留守。

　　隔山断水,让哈冲与世无争却又世代穷困。虽然哈冲的黄姜和土猪在当地都是“抢手货”,能卖钱,但“姜不敢种太多,猪也不敢养太肥”。因为姜多了没劳力一趟一趟往集市上背,猪也会因太肥爬不上山路、出不了寨门。即便是到了集市,村民也往往因“不识汉字、不会汉话”无法和客商沟通。

　　对于哈冲,摆脱贫困只有“出山”一条路且须闯过两道关:陡峭崖壁、语言不通,而后者无疑更艰难。老杨的双语启蒙无疑给了哈冲人“出山”的底气和勇气。

　　41年里,老杨教过的学生近400人,他最高兴的是“寨子里的适龄儿童没有一个在小学阶段失学辍学的,绝大多数娃儿都能上初中、都会说汉语”。

　　在教学点,老杨是“全职”,既教语文也教算术,既教汉语也教苗语。后来在华山小学,老杨也是学校唯一一个一边用汉语讲课、一边用苗语翻译的老师。

　　“读书识字对这里的娃娃太重要咯。”哈冲村民小组组长杨子贵庆幸自己的儿子都是初中生文化,因此能在外谋份生计。“多亏了杨老师,娃儿们出去打工不再是‘瞎子’和‘哑巴’。”

　　“不是杨老师,我话都说不利索,根本出不去,出去了也不能安心在外打工。”今年28岁的赵江华和爱人常年在福建的一家食品厂打工,留守在家的两个女儿平时上学、放学都由老杨接送照料,“这些本是我们当爹妈应该做的”。

　　在老杨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哈冲人闯出了山门,在外觅得了工作,回家起了新房。而这个曾经寨子里“墨水最多”的人却成了“最穷”的人:住的是寨子里仅剩的茅草房,家里除了一个简易打米机和电磁炉,没添其他像样的电器。

　　老杨也动摇过,也出去过。上世纪90年代初,每月14元的工资根本供不起两个儿子读初中,老杨只能利用暑期到广西挖煤,“一个月净挣240元,快顶上我两年的工资了”。亲朋好友劝他别回来了。

　　“但账不应该这么算,我一个人打工可以挣240元,但如果留下来教更多的娃儿读书识字,他们就都有机会出去挣240元。”老杨说,“我住茅草屋,别人能起新房子,划算!”

　　搬进县城

　　今年5月起,哈冲组15户村民陆续搬到了城关的“锦绣花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6名适龄儿童也将在下学期就近入读黔西县第十小学,老杨被特聘为该校的苗汉双语辅导员。

　　外出打工是杨绍书的儿女辈“出山”的特有方式,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最理想的出路。但老杨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走出山门。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出去打工——挣钱攒钱——回家盖房娶媳妇”,最后又都回到了山里,又种起了玉米养起了牛,唯一的改变是房子从崖底河谷搬到了崖顶的公路边。

　　“这回搬到城里,是真的走出来了,娃儿们可以往大学想了。”杨绍书认为,这一轮的易地扶贫搬迁是哈冲人出山“千载难逢的机遇”,而受益最大的是孙子辈,“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机会考更好的学校”。

　　老杨说,从教40多年,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教出一个大学生,最后能上高中的也是寥寥无几。这些年村里的教学条件改善了不少,义务教育阶段基本上不用花钱,小学每天还有营养餐,但“教学水平还是跟不上,大多数人家的经济条件也都无力供娃儿上高中”。

　　“在哈冲,娃儿来回上学要花近4个小时,放学回家还要放牛、割猪草,搬过来之后,走路上学最多半小时,回家就可以做作业,算下来每天可以多出至少3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老杨是我们的榜样,也是学校的宝贝。”黔西县第十小学校长赵彤告诉记者,该校今年预计将接收近千名搬迁过来的学生,其中有不少是苗族孩子,但现在学校40多名老师无一人会讲苗语,“跟学生和家长的沟通可能会出现问题”。

　　进了城,再送一程。老杨很看重双语辅导员这个岗位,他希望能够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为更多从大山里搬出来的苗族娃娃尽快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贡献一份力。

　　坚守41年,很多人不理解:“当了几十年老师,新房子都建不起,到底图个啥?”

　　“我就喜欢别人叫一声‘杨老师’。”老杨常说自己是个“幸运儿”——初中没毕业能当老师到现在、能带这么多学生。

　　“当初能当老师办‘识字班’是沾了‘会说汉话’的光,现在能进城当老师是沾了‘会说苗语’的光。”老杨半开玩笑地说,“说到底是沾了党和政府的光,没有国家对山区教育的重视和扶持,哈冲不会有现在,也不会有未来。”

　　老杨是个典型的苗族汉子,憨厚老实,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但“嫩竹高过母”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希望哈冲的后生一代比一代强,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