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理工大学胡健领衔的团队，研发了芳纶纸相关技术，作价6684万元，以技术入股的方式，与中车集团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合资公司。一项技术缘何能卖出高价?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胡健教授最近特别忙，他领衔团队研发的芳纶纸相关技术已成功转化，生产线将于今年4月正式投产。

　　芳纶纸是一种重要的国防装备基础材料。2016年，胡健团队将此研究成果以技术入股的方式，与中车集团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合资公司，相关技术作价6684万元。一项技术缘何能卖出高价?

　　自己有技术，不再受制于人

　　高性能对位芳纶纸基复合材料是一个拗口的专业名词，但飞机、高铁、航空母舰、大型运输机、运载火箭，其某些关键部件都必须用到该“纸” 做成的复合材料。

　　此“纸”并非生活中的纸张。对位芳纶纤维研制的系列“纸”可以制备蜂窝夹层复合材料，具有比重轻、比强度和比刚度高、抗冲击、优异的隔音隔热阻燃性能，良好的高温稳定性和透电磁波性能等特点，是国家重大工程迫切需求的战略材料。

　　然而，此前该类材料完全被美国杜邦公司所垄断。杜邦公司经过50年发展，已开发出第三代高性能芳纶纸，比第一代产品性能高一倍以上，但杜邦公司只对我国出口性能较差的第一代产品，导致我国高端芳纶材料受制于人，要“看人眼色”。

　　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是华南理工大学的传统“基因”。在学校支持下，十多年前，胡健团队联合国内相关研究院着手研发芳纶纸相关技术，目标十分明确：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拥有中国人的核心技术，满足国防军工重大需求的同时，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经过十多年的技术攻关，团队成功跳过杜邦第一代、第二代产品，研发出第三代产品，一举打破国外对我国的技术封锁，为我国新型国防装备研制提供了材料保障。

　　轨道交通等民用领域也十分“渴望”芳纶纸技术。因其能有效降低高速列车的能耗和噪音，同时也是高铁上重要的高温绝缘材料，速度高达200公里/小时以上的动车需要大量使用芳纶纸蜂窝。

　　“用芳纶纸制成的异形件，成本每个20元，可日本三菱卖给我们的却是2800元。”胡健指着手中的异形件，苦笑着说，“这个异形件，按个数卖。卖多少个，由对方说了算。”

　　“不过，有了自己的芳纶纸技术，我们也能生产异形件了，不再受制于人。”他自豪地说。

　　技术入股，团队获利超5千万元

　　中车集团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在寻求解决芳纶纸蜂窝问题的方案。2014年，他们找到胡健，商讨该技术转化事宜，以解决困扰多年的芳纶材料规模化生产技术难题。

　　“把科研成果产业化，提升我国芳纶材料的核心技术竞争力，正是我们研发的初衷。但该项目是学校承担的国家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之一，涵盖范围大，包括国家军民融合重大专项成果，学校是否同意转化?应该如何转化呢?”完全摸不着头绪的胡健，立刻把此情况向时任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现党委书记章熙春汇报，“他听后表示支持，说你们团队来开路，先放个头炮，看看响不响。”至今，胡健仍清楚记得章熙春所说的话。

　　以理工科见长的华南理工大学，在注重源头创新的同时，坚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加强产学研合作，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已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进行尝试，先后出台了《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创业岗管理办法》《华南理工大学科技人员创办科技企业管理办法》，允许校内科研人员利用职务发明创办科技企业。

　　不过，这次学校也遇到了新问题。如与企业商谈转化合作方式时，学校和团队一致赞同技术入股方式，但技术入股涉及到国有资产评估等问题，该如何处理呢?为此学校成果推广和资产管理相关部门进行了专门的论证调研，给予了充分的政策支持，扫除技术入股障碍;多次召开校长办公会讨论，积极配合团队与投资方在技术合作细节、企业投资规模、合作模式等方面进行深入洽谈。

　　胡健回忆说：“大概2个月后，经学校办公会集体决策，同意我们以技术作价入股方式与企业共同设立合资公司。” 双方随后签订了合作备忘录，2016年正式签订合同。

　　“资金+政策”是转化成功的关键

　　“技术作价6684万元，校方占合资公司25%的股份，随后学校按规定将所持股份的80%奖励给团队。”胡健表示，“80%，换算下来就是5300多万元。在别人看来，这是科研工作者以成果致富的典型，但对我们团队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欣慰。”

　　为什么说是欣慰?他说，芳纶纸技术开始主要应用在国防重大装备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感觉此技术转化能为国家推进的军民融合战略贡献一份力量。”

　　在他看来，该成果得以顺利产业化的关键在于“资金+政策”支持。“成果‘赚钱’之前，该技术从无到有，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完全得益于国家、省市科研项目的经费支持。” 胡健感叹道，“转化中，无论是进行工程设计、设备验证，还是到国外进行工程化试验，学校都是一路开绿灯。如果没有政策保障，不可能进展如此顺利。”

　　他特别强调，技术转化不能急功近利。“提出技术入股合作方式时，对方一听打趣道，难道大学老师不要钱的?”胡健解释道，“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自己的技术。技术入股，意味着团队要介入到整个转化过程中，持续跟踪该技术，不至于转化半途夭折。”

　　让胡健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转化过程中，学校还继续深入探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2015年，在广东省率先出台《华南理工大学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进一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简称“华工十条”，规定将科技成果转化所得收益(或股权)的70%以上奖励给成果完成人团队。2017年，学校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实现校内对科技成果转化事项“一站式审批”，同年出台《华南理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十二五”以来，学校累计承担了企业委托课题近1万项，合同总经费近35亿元，为企业解决了上千个技术难题。

　　成果转化道路上的政策障碍被一一扫除后，胡健团队和企业放心开干。从2016年至今，公司已安排十几人到胡健实验室，共同进行中试、工程化试验，画出的工程纸多达上千张。目前项目投资5亿元，年产值10亿元，预期实现年利税3亿元。产品已在大型飞机、磁悬浮、高铁、地铁、虚拟轨道交通开展示范验证，部分零部件已开始成功运用，产业化发展前景广阔。

　　胡健十分看好该技术的市场前景，希望通过成果转化，让国防领域的科研成果加快服务于我国的高速铁路、大飞机等国民经济建设，增强军用技术成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引领作用，提升我国在该技术领域的话语权。(叶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