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勾勒出大别山黑白分明的线条,犹如一幅水墨画。

　　山脊下,河南信阳市新县扒棚居委会羚锐大道旁,德龙玩具工厂正热火朝天地生产出口洋娃娃玩具。当地人说,别看厂子不大,气派却不小:一头连着山区的留守妇女,一头连着欧美国家的超市;一头连着深圳的研发基地,一头连着老区的工厂生产线。

　　陈俭平是这家有400多工人厂子的老板。53岁的他还有一个“身份”:返乡创业农民工。

　　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初步统计,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达450万人。

　　陈俭平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激荡变迁的时代里中国农民工的缩影——既走过二亿多人曾经的艰苦甚至辛酸的路程,也是归去来兮返乡创业的那部分佼佼者的代表。

　　离乡:蛇皮袋、铺盖卷,陈俭平也是这样的标配

　　1995年,盛夏。32岁的农村小学民办教师陈俭平做了他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南下打工。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每天5块钱工资负担不起家中四张口的生计。日复一日的贫困,像暑天的烈日,让陈俭平灼热难熬。

　　南下,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远门,要去哪里都不清楚。只记得一句忠告:“谁能挤上南下的火车,谁就能找到工作。”

　　暑假后,陈俭平离开家乡。在汉口火车站中转,他被巨大的人流挟裹着,双脚离地卷进火车。“就算上了火车,脚还是一直不能着地,到了广东后出现水肿,一个星期后才能走路。”

　　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工离开家乡,如潮水一般奔向心里期待的更好的生活。最早一批多来自河南、四川等地。提着蛇皮袋、扛着铺盖卷,他们来到从地域到文化都陌生的城市,工厂生产流水线上、塔吊林立的建设工地里……到处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1995年,南方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供过于求,找份工作并不容易。稀里糊涂、茫茫然然,陈俭平到了广东东莞。最初的日子总是最难的,他沿着大路一家一家工厂找工作,饿了啃几口杂粮饼,夜晚就睡在大桥洞下。

　　第一份工总算找到了:在一家灯泡厂做份清洁工,每天负责打扫厂房和厕所。工资每月只有200元,比家乡挣得多了几十块,让他却十分珍惜。每天早上8点开始上班,一直干到凌晨两点多才下班。认真到近乎疯狂的他,让整个车间的卫生状况焕然一新。一个星期后,工厂老板注意到了这位清洁工,破例将他提拔为一条生产线的线长。

　　陈俭平说:“那个时候,我就是全国千万个农民工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粒沙子。”

　　创业:“你是我打工的第一个老板,也是最后一个”

　　近30年时间中,早于或晚于陈俭平走出贫瘠家乡的农民工,不知不觉间改变着千百中国城市的面貌,也改写着各自的命运。

　　就拿陈俭平的家乡河南新县来说,曾经踟蹰的离乡脚步如今迈得更坚实、更远。新县农民已经把工一直打到了国外,日本电子厂、韩国造船厂、西班牙制鞋店、约旦建设工地、阿联酋外贸店……2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了新县人“打洋工”的身影。

　　但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流水线,是他们打工的起点,也是打工的终点,变化的可能只是不同城市的风景。也有少数人,摆脱流水线的束缚,成为技术能手、管理能手。陈俭平就是其中之一。

　　“安顿”下来的陈俭平在东莞有了不错的发展。靠着吃苦耐劳、勤学认真和当老师的文化底子,他离开家乡四年半后,就当上了工厂的总经理,熟练地管理着一家1200人的工厂,向世界各个港口调度货物,月工资已经拿到8000多元,这是他在农村时收入的50多倍。

　　这时,他做了人生又一个重大的决定:辞职。

　　“是工资少了?”老板有些诧异。“没关系,不满意还可以再加。”“我不能再打工了。”陈俭平平静地回答:“我很感激你,让我看到这个世界无限的机会。”“但你是我第一个打工的老板,也是最后一个。”

　　辞职了,他却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什么。每天站在天桥上看熙熙攘攘的人忙些什么,站在超市里看人们买些什么,站在批发市场看人们需要些什么……“足足看了三个月,最终决定,就做塑料玩具!”陈俭平说。

　　认准了行业后,陈俭平便开始买书,去工厂学习,干劲儿十足地做各种准备。2001年3月4日,东莞光源塑胶玩具厂挂牌,员工两人,他和妻子。第一单生意是给一家大厂代工生产玩具娃娃身上的一个小零件。为了保证质量,甚至在塑料上留下的指纹他都用酒精擦拭干净。第一个单子,两麻袋零件,利润10元。

　　凭借质优价廉,单子越做越多,工厂越来越大。经过10年多发展,他的工厂渐渐有了七八百名员工,也有了自己的设计团队、翻译。

　　农民工,或者按现在的称呼:进城务工人员,多数人对这个群体的印象也许还停留在背着蛇皮袋、骑着摩托车千里返乡的画面。陈俭平们不同了,虽然还是这个庞大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人,但他们代表的是其中的佼佼者和幸运儿,凭着勤劳、聪明,勇敢地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