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3日，是平常的一天。

　　对于拉卡拉，以及先后六次创业的孙陶然，这一天，并无大事可叙。

　　这一天，孙陶然需要去干三件事儿：接待一群从西部某城市过来考察的地方官员；接受我们的采访；去联想控股参加一个由柳传志主持的会议。

　　从表面上看，这一天所发生的事儿都平静如水，构不成企业发展史上的轰轰烈烈以及重大因果节点。但正如德鲁克所言，企业的常态总是单调乏味，没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妨从小事开始进入。

　　——一张长条形的黑色会议桌，孙陶然坐在桌子的正中间，旁边是拉卡拉负责采访记录的工作人员。因为前一晚晚睡的原因，疲倦写在孙陶然的脸上，但仅仅是写在他推门进屋之前的脸上。落座后的孙陶然，理了理深灰色的西服，拿出了老练而职业的专注。他对记者说：“你问我答，什么都可以问。”

　　但显然，他并不是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受访对象。对于一些在传播上他认为可能会让自己“掉进坑里”的话题，他会本能地反问采访者：“你觉得呢？”“怎么会呢？”

　　总之，接受采访，肯定非孙陶然所爱好，但这却是一种需要，他负责把需要变成爱好。正如他所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不喜欢在公众场合演讲，但是你作为总裁必须去演讲。”

　　把“需要”变成“爱好”是一种能力。这也是2013年3月13日孙陶然处理这三件工作的职业态度。至于喜欢做的，不喜欢做的——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类似的这一天，类似的因果关联，处事方式，构成了他创业22年来的一种生活形态——也构成了不同人对人生的不同掌控能力。

　　22年，孙陶然在六个不同的领域连续六次创业。在外人眼中，他创造了中国公关第一股蓝色光标，成就了恒基伟业商务通，再到今天中国最大的线下电子支付公司拉卡拉，履历光鲜——相当于登到山顶好几次，而且每次路线还不一样。

　　但在孙自己看来，每一家成功的公司都是九死一生的幸运儿，也都经历过现金链断流、发不出工资、市场推广手足无措等数不清的沟沟坎坎。那些一年创立两年融资三年上市的创业神话，其实是那些成功者包装出来的“毒”。

　　解毒——是他企图送给那些真正适合创业的人的一份礼物。

　　不适合创业的人就别创业

　　如果这个世界明天就要毁灭了，那你还会不会选择去创业？

　　若你回答是的，那你就属于天生的创业者，至少不属于那些为了就业而去创业的人。

　　天生的创业者，在人群中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这很残酷，却是规律。

　　孙陶然认为自己属于这百分之十。

　　他争强好胜，从小便如此。父亲是大学建筑系教授，母亲是医生，他成绩好，跟班里那些“坏”孩子的关系更好。直到今天，孙陶然都认为“孩子王”这个特质，是一个创业者所需要的。孩子王获得的号召力，并非行政权力所赋予，那又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值得借鉴的？

　　1987年，孙陶然以吉林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经管系。多年以后，在厉以宁教授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他提到了北大87级所诞生的一群企业人才，诸如百度李彦宏、蓝色光标赵文权和西藏旅游欧阳旭等。

　　只是，毕业后的孙陶然与赴美国再读书的李彦宏有着不同的际遇。他被学校分配回了吉林当地一家建筑公司。据说，这样的分配结果，是因为狂傲的孙陶然在校期间开罪了当时的一位校领导。

　　孙陶然回吉林了。只是去公司报到的第一天，他便顺手办理了停薪留职。

　　他应该有些不屑。因为彼时的北大校园思想活跃，讲座不断，高手云集，用一句时髦的话描述，他是开了眼界的人。当分配有了发配的味道，孙陶然说，什么户口什么住房什么公职我都不要。

　　他本意是去联想。对于这家就在学校旁的公司，孙陶然早在大学期间便瞄上了。当时，诸如“有多大本事就给多大舞台”、“个人利益融入企业需求”的联想口号，让孙陶然感到新鲜、振奋。当然，暂时的失之交臂并不重要，因为多年以后，他又通过另一种方式成为了联想大家庭一员。

　　总之，自从踏进北京城的那一刻起，孙陶然便决心留在这座城市。他父亲那一代从农村去到了省城，他认为自己这一代理应在京城扎根。事实上，孙陶然这一代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正是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在中国慢慢有了自己的地位。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革命。

　　在动荡变革年代，谁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美国精神病学专家纳赛尔 伽米说，表现出色的领军人物通常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比如，在华为最艰难的时期，任正非就患过抑郁症和焦虑症。#p#副标题#e#

　　孙陶然尊重任正非、柳传志这两位中国最优秀企业家。但他不认为自己有过焦虑，无论是第一次创业还是第六次创业。

　　他雄性激素旺盛，精力充沛，熬过创业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九死一生。但他也认为压力再大，领军人物绝不能垮，面对员工面对外界，也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当然，这些人也需要透气和呐喊。孙陶然酷爱户外极限运动，登顶后喊一嗓子，就像苍原上的狼。

　　第一次呐喊

　　曾有媒体问孙陶然，你跌的最大的跟头是哪一次？

　　孙说，我没跌过跟头。什么人会跌跟头？一个瞎子在前面有沟的时候会跌跟头。

　　对方又问，创业22年，你最失败的一次是什么？

　　孙说，如果你失败了正常地承认失败，这没有问题，但我没有失败过。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情景。首先，双方对于失败的界定可能不一样；其次，孙陶然身上确实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自信。

　　这种自信来自天性，也来自北大系统性教育所带来的价值观影响。直至今天，孙陶然都对这所大学充满感情：他是北大企业家俱乐部的常务理事；六次创业，公司的物理半径几乎都在中关村附近。

　　更重要的是，他的那帮哥们很多都和这所学校有关。

　　1991年从吉林回到京城的孙陶然当起了北漂：没有单位、没有住房、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粮本，就不能买粮，但孙陶然并不觉得有什么，至于今天流行的“安全感”一词，他压根就没这概念。

　　他租住在五道口的一间平房里。一天，一位朋友找到他，说自己在一家名叫四达集团的公司上班，是公关部总经理，也是光杆司令，邀请孙陶然一起干。

　　孙陶然说自己没有北京户口，这个人说，四达集团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能招临时工。

　　就这样，孙陶然去四达集团上班了，每月工资两百多元，分管公关宣传。干着干着，孙陶然觉得还有点意思，于是，他又找到了当时正借住在自己小平房里的赵文权。

　　赵文权是孙陶然在北大的同级校友，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结果进去后，先下基层培训一个月，最后卖了4个月鞋。

　　听了孙陶然的“叨叨”，赵文权心动了。他第二天便跑百货大楼请求调走。领导说不行，赵说那我不上班了。于是，什么户口、档案，也都不要了。

　　据说，当时在五道口那间平房借住过的朋友，还有现在拉卡拉的资深副总裁戴启军。

　　一帮哥们朋友就这么乐呵乐呵地过着。一次，一位分配到政府机关工作的同学分了几斤鸡蛋，大伙就跑到孙陶然的平房里边打牌，边用电热杯煮鸡蛋。牌打了一晚上，鸡蛋蘸着酱油也吃了一晚上。

　　1994年，孙陶然接任了四达广告公司总经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北京青年报签署合办《电脑时代周刊》的协议。

　　事实上，这应该算是孙陶然在四达平台上的第一次创业。

　　《北京青年报 电脑时代周刊》是中国第一批产经周刊，开创了全国大众媒体开办产经周刊由薄变厚的时代。该刊的理念是用大众看得懂的语言，用他们喜欢的方式介绍电脑知识。简言之，一本市场化的刊物。

　　两年之后，《北京青年报 电脑时代周刊》的广告客户席卷了当时所有IT主流品牌。全年的广告版位在年初的时候便销售一空。而孙陶然出任四达广告公司总经理时，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元，1995年公司即盈利100万元，1996年达800多万元，1997年便突破了千万元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