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不断创出天价的信札拍卖

■1995春拍翰海《致冯国璋大总统信札》十七通等各家信札二十余通，成交于5.5万元。

■1996春拍嘉德《徐悲鸿书札》六通，沈尹默书札一通，成交于4.95万元。

近些年来，内地拍卖场上信札拍卖一浪高过一浪，出现了大量难得一见的名人与艺术家的往来信件，吸引了大量历史爱好者、研究者、书法爱好者和收藏家们的竞相追逐，拍卖场上也不断创出天价。

先冷后热的信札拍卖

国内名人信札拍卖最早开始于1994年，当年翰海首场拍卖书法专场中有徐悲鸿行书15通信札的册页，估价为10-12万元，平均每通信只有7千元，最后流拍了。而在2004年，依然在翰海，仅仅3通的徐悲鸿信札便以24.2万元拍出，每通平均8万元。

让人记忆犹新的名人信札拍卖，应该是在2009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上，13通27页“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以150万元起拍，最后以554.4万元拍出，被中国人民大学以文物“优先购买权”购藏。

2011年，西泠拍卖在秋拍中推出了郭沫若致日本文求堂的书简230通，包括信封，1800万元起拍，最终以2415万元成交。

在北京匡时2012年秋拍中，梁启超旧藏“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成交于6709万元，包括全数成交的146件信札，其中，梁启超创办《国风报》、宣传立宪思想的信札以264.5万元成交，“反对袁世凯称帝”信札以356.5万元成交。

在中国嘉德2013秋拍中，鲁迅1934年写给陶亢德的一封信以655.5万元成交。

2014年北京匡时春拍，“吕斯百藏品专场”拍卖中，一批徐悲鸿、傅抱石、吴作人等著名艺术家写给吕斯百的信札均拍出高价!

2015年保利秋拍，张大千当年写给日本情人山田小姐的80多件情书被逐一进行了拍卖，起拍价均为一万元。最终，信札全数得以成交，拍出最高价位的两封情书为86.25万和80.5万元。

什么是信札 《平复帖》便是一纸书信

信札，也称书札、手札或书信，古称尺牍、尺书。在古代，写字用的小木片叫“札”。在纸张尚未发明之前，当时一般把文字都记录在竹木片上。蔡伦造纸之后，“札”渐渐被纸所替代，而“札”字却依然沿用至今。

古代流传下来的各种“帖”，一般也被认为属于便条、题签的性质，因此也常包括在信札范围之内。

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件流传有绪的法帖墨迹——陆机手书的《平复帖》，便是一纸书信，曾引得大收藏家张伯驹不惜为其倾家荡产;乾隆三希堂珍藏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也是书法大家的三张“便条”。

拍卖场上的信札概念除了书信，常常还包括便条、题签、抄录等。

2000年嘉德公司拍卖的怀素《食鱼帖》，是一封56字的短信;2010年嘉德秋拍中以3.08亿元成交的王羲之草书《平安帖》，只有41个字，以平均每个字700多万元成为史上最贵的单个汉字;2013年9月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花5500多万元买回的苏轼《功甫帖》是只有9个字的便条;2016年嘉德春拍中2.08亿元成交的曾巩《局事帖》，为曾巩存世罕见的墨宝，这都属于古代信札的范畴。

什么样的信札值得收藏

一般来说，只有名人信札才有市场上的意义。这个名人一般是指当今或过往的政府官员、文人墨客、书法绘画艺术家、演艺明星等。越是影响力大的人，越是在历史社会多个方面呈现影响力的人，其信札墨迹，就会受到越多的追捧。从收藏角度看，作者名头越大、历史地位越高，信札存世量越稀少，其价值越高。

其次，内容为上。如果一通信札，记录了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或反映了某一特定历史意义的场合，或者是写给某一特别的人物，这件作品往往就会受到市场的关注。因为它往往可以佐证某些重要历史事件或者为这些历史事件查缺补漏，是史学中重要的一种考证方式或证据。信札拍卖的价格往往直接与其内容相关联。

此外，信札的书写如果能称为一件书法作品，代表了作者的艺术水准，则价值更高。信札是人无意为之的“小品”，是作者艺术与性情的双重记载。在名人信札中，如果书写者既是名人，又是书法家，其信札则是绝品。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的真迹，主要都是通过信札流传下来的。

近代钢笔书写的信札的拍卖价格低于毛笔字所书信札，就在于其艺术性和欣赏性要差一些。

收信人是否为名人也会影响信札的价格。比如，梁启超写给孙传芳、袁世凯的信札，因为对方也是当时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价位就比较高。陈独秀写给胡适的信札，则双方均为历史名人，内容涉及时代重要事件，漂亮的毛笔书法，都是高价位成交的原因。

信札比较容易保存，同时方便把玩，是收藏和历史文化相关的一件证物。观察内地名人信札的拍卖过程，可以看到，名人信札经历了一个被忽略，之后逐步获得价值认同和回归的发展之路。收藏者们逐渐认识到信札的价值，慢慢从简单的名人信札收藏过渡到书法艺术收藏和信札内容的收藏，这是收藏鉴赏水平提高的标志。

针对名人信札的收藏，应根据自己的喜好与实力，建立起自己的收藏方向和体系。比如：以巴金、茅盾等为代表的作家文人书札;以孙中山、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政治人士信札;以胡适、王国维为代表的学者信札;以徐悲鸿、傅抱石、吴作人为代表的艺术家信札等。

信札已成为不可能再生产的一个收藏品种，随着电脑化办公的全面普及，今后越来越少的人会去用笔写信，甚至目前除了书画家以外已经没有多少人会用毛笔字写字了!因此，以前各个历史阶段的信札都将成为“绝后“之作，其未来的收藏意义不可小看。

信札收藏亦有风险

收藏者要注意防止信札中的赝品。现在市场上也已经出现了许多的信札赝品，要注意将待买的信札与已确定为真的信札的格式和笔体进行仔细比较。人们要辨识信札的真伪，就要深入了解作者平时的书写手迹及其书写习惯，在选择信札时，要看内容，更要看附件，还要关注系列拍品，以求相互印证，综合分析。收藏者要警惕那些作者虽是名人，但其传世字迹不多，很难找到标准件进行比较的信札;一定要重视那些由收信方提供，流传有序，来路清楚的信札。一般而言，附带有实寄封的信札价格要高上许多，由收信人整体送拍的比拍卖场上单件出现的信札价格要高。当然，信札的造假难度要比纯书法作品相对要高一些。因为造假不仅仅要假内容，还要有对方的身份，还要用旧的信封、信纸，包括信封上的邮戳和地址，涉及的面会很广，难度也比较大。

信札交易和收藏中须防止侵犯作者的著作权和隐私权。2013年，作家钱钟书的妻子杨绛起诉北京某拍卖公司，要求停止定于6月21日拍卖的79件钱钟书及其家人的信札，最终得以胜诉，拍卖行予以了信札撤拍和道歉。

钱钟书信札案所反映出的纠纷主要在于隐私权和著作权的侵权行为上。该拍卖行事先没有对信札中反映出的隐私权和著作权问题引起足够重视，而在新闻报道中将部分信札的敏感内容透露了出来，引起仍然健在的杨绛先生的反感。

以往的信札拍卖很少出现类似纠纷的原因主要在于所拍卖信札的写信人多已离世，而其后代对隐私的敏感度要远远低于作者本人。另外，所拍卖信札中也没有涉及政治人物、公众人物品行、道德方面的敏感内容。比如，2012年北京匡时拍卖的梁启超信札，其中有很多内容虽然是首次被世人所知，都是研究梁启超的很好资料，但因本人去世已久，已超出著作权保护期，梁家后人对信件中所披露的内容也并没有感到有何不妥。因此，拍卖过程中没有出现对于隐私权或著作权的争议。信札收藏者应尽量回避在世者的信札。

信札热已经持续十来年，虽然市场经历了深度调整，但信札市场仍然那么坚挺，而且屡屡爆出冷门，说明收藏界开始真正关心学术了。实际上，收藏名人信札是收藏趋于成熟理性的一个信号。(季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