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姚伯多造像记 局部

“像”主要指基于宗教信仰而制作的崇拜对象。因此所谓的“造像记”，就是指制造这些像的题记，即各种宗教石窟、神龛等像的制作留下记录的文字。

姚伯多(生卒年不详)，北魏书法家。姚伯多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九月与梁冬姬等人书写并雕刻了《姚伯多造像记》石刻。正面现存624字。《姚伯多造像记》亦称《姚文迁造像碑》《姚伯多兄弟造成石文像》。1936年迁置陕西耀县碑林，现藏陕西耀县博物馆，和药王山其他石刻一起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北魏太和年之前，陕西关中地区的造像题记并不多，能见到的仅有《魏文朗造像碑》(424年)和《皇兴造像记》(471年)。随着当时关中地区部族矛盾加剧，爆发了连年战争，造成社会动荡，老百姓流离失所，无法安定生活，只能寄希望于来世能躲避战乱，得到快乐，于是拜佛求道逐渐流行起来，造像题记之风渐盛，《姚伯多造像记》等一批造像题记便应运而生。

《晋书》《魏书》中有对于姚氏家族的记载，姚姓是关中地区西羌族中的大姓，曾建立过“后秦”王朝。《姚伯多造像记》的碑文记载：“太和二十年，岁在丙子，姚伯多、伯龙、定龙……上为口主，下为七祖眷属敬造皇先君文石像一躯。”可以看出姚伯多家族庞大，族谱完整，非普通部族也。该碑文辞流畅、刊刻精美，有1200多字，是现存造像中文字最多的，这样的精美之作不是一般的百姓所能完成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姚伯多家族应该就是后秦西羌族姚氏的后裔。

在我看来，既然《姚伯多造像记》是记录制造宗教佛像的题记文字，就应该是神圣庄严、讲究规则和秩序的。但打开拓本，一股汉朝人的淳朴敦厚之气便扑面而来。细看这些文字，只见它们脱胎于魏晋，笔法有汉隶痕迹，用笔或方或圆，线条质朴古厚，感觉并不那么“理性”。如“合”字的撇起笔是圆的，收笔是方的，“生”字的三个横画起笔和收笔或圆或方，方圆随意互用，无规律可循;“之”“陵”的捺笔取法汉隶，收笔略微往上翘，类似于燕尾，却又不见“蚕头”;“云”字的线条古厚，不作明显提按，拙朴自然。可以说，碑文中这样的用笔和线条比比皆是，它们并没有我想像中的那么中规中矩，反倒有一种叛逆不羁、恣意自由的个性。

《姚伯多造像记》的结构更是“不理性”。首先表现在字的外部轮廓比较方正，但字内空间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斜正、大小、动静变化十分自由，庄重之中蕴藏着调皮可爱。如“熙”“安”的上半部分写得比较平正，下半部分就有意地取斜势，显得不那么“安分守己”，如同在平静的外表下藏着一颗骚动不安的心;“远”字的右上部分和“群”字的左边部分撑开，姿态非常大，相应地，走之底和“羊”就小得多，仿佛是一位妈妈牵着孩子的手在公园闲逛;“清”字的三点水和右上部分写得比较平正，“月”字就好像一块石子投入小河，打破了河面的平静，漾起阵阵涟漪。以上这些字内空间的安排看似信手拈来，但在我看来则是书者的有意安排，好像看到了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在挥舞着醉拳，看似身体东倒西歪，摇摇欲坠，实则重心平稳，招招凶狠。

其次，《姚伯多造像记》结体的“不理性”，表现在和一般楷书、隶书很不一样，打破了我们日常书写习惯。如“唯”的口字旁居然布局在整个字的左上方，又用撇画托住它，真是脑洞大开;“其”字横画大开大合，犹如一个原本肃立不动的佛像正张开双臂欢迎你;“像”字的右下部分更是不守规矩，原本纵向排列的三个撇画却让它们横向排列;“明”“众”二字打破常规，“明”字把日写大，“众”字把上半部分写大写松，与我们习惯的上紧下松的结体规则大相径庭。这一个个鲜活的字给我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就如同我吃惯了家乡的杭帮菜，某一天突然和朋友去吃了一次陕西羊肉泡馍，肥而不腻，香气四溢，诱人食欲，吃后回味无穷!

再看看《姚伯多造像记》的章法布局，也是那么“不理性”。如字的大小、疏密、欹侧看上去秩序凌乱，却又安排得错落有致，犹如书者把一个个姿态各异、形状不同的贝壳穿成了一串美丽的项链，那么自然和谐。

民国名家于右任将《姚伯多造像记》与《广武将军碑》《慕容恩碑》称作三绝。赞许它“刻石中许多行款不齐，字体大小参差，似未曾画丹而直接书之，自然谐调而天趣盎然。此碑堪称北朝书法之异品”。日本友人关野雄称它是“一种罕见的楷书”，造像“粗犷”，且“具备了龙争虎跃的真实感”。在我看来，《姚伯多造像记》无论是笔法线条、结构布局都是“不理性”的，但却让我看到了一种美，就好像看到一个浪荡不羁的游子在街头边弹着吉他边扯着沙哑的嗓子唱属于自己的摇滚乐，是如此震撼人的心灵。想想在那个讲究等级和秩序的社会，处在战乱旋涡中的人们是多么希望能过上和平、自由、快乐的生活。可是现实是残酷的，所以“姚伯多们”彷徨、祈求、叛逆、怒吼，用笔、用刻刀宣泄着他们心中的情绪。想到这，我顿然领悟：哦，原来《姚伯多造像记》的“不理性”是如此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