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王献之书。纵26厘米×横11厘米，硬黄纸本。行楷书。文云:‘廿九日献之白。昨遂不奉别，帐恨深。体中复何如。弟甚顿。匆匆不具。献之再拜。"此帖字体端丽，潇洒秀劲，疏爽多姿，字字神逸，墨彩飞动，出入右军法中，师古创新的面貌跃然纸上。除流传的献之楷书《洛神赋》外，其书多是行草书，此帖中有些字极近楷书，尤为难能可贵。此卷为唐时阁臣宰相王方庆，将其先祖王羲之父子及诸孙辈数代人的墨迹献给武则天，武后于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据王氏所进献的真迹为蓝本，命双勾摹拓以留内府，通称《万岁通天帖》每帖前多有王方庆小楷书其祖辈名衔。廿九日帖为其中之一札。此帖双勾技术精妙，有下真迹一等之誉。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第七子，做过州主簿、秘书郎、秘书丞、长史等官职，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成为简文帝驸马后，又升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故人称“大令”。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他说的“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成为历来赞美稽山镜水的名句。王献之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王羲之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七个儿子都擅长书法，其中，王献之最为突出。

     王献之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从而也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字在笔势与气韵上要超过其父，米芾称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即是指在草书上的“一笔书”狂草。他还劝其父“改其体”，足见其书艺创造上的胆略，不愧被后世褒称“小圣”。

      据说，羲之曾经从背后掣拔其笔，试测他的笔力，叹云：“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可见王羲之很早就对他寄予厚望。传为王羲之所撰的《笔势论》云：“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并“今书《乐毅论》一本”，“贻尔藏之”。献之确实书性颖悟，不仅于技法上如些。而且能将意趣渗入书法中。

     相传有一次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作的，众人答云：“七郎。”王献之书学思想高超，有远见。他劝父亲改体，不过十五六岁，他的书学见解之深似乎与年龄不相称，却是事实。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对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献之认为事贵变通，章草的字字独立以及波磔的生发，不能表现出更宏大的气势、奔逸的律动：在深入研究之后，他认为藁草与行书之间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径，建议父亲应当“改体”。王献之对于传统书体的深刻研究，对于创新路数的用心探索，确有过人之处。 　　创新变体的书学是灵魂主宰并导引着这位书圣的后代，他要突破往法，另辟一新天地，而且也想超越其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树新帜。虞和《论书表》载，谢安尝问王献之：“君书何如右军（指王羲之）？”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献之并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辈，他的自我评价亦非无稽之谈。

     孙过庭《书谱》载，羲之往京都，临行题壁。献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写过，自以为写得不错。羲之回家看见了，叹曰：“我去时真大醉也。”献之内心感到惭愧c这传闻足见献之虽有志与父争胜，却亦有自知之明。王献之本性潇洒，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风流为一时之冠”。王献之的书法发自内心，故“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因此至今留下他在羊欣白新绢裙上写字、在好事少年精白纱衫上挥洒等“书练裙”和“裂纱械衣”的传说。王献之而对门然，像其父一样高洁的胸襟、玄学的意味去体会自然。王羲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王献之也说：“从山刚道上行，山川白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