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通作品

原标题：我与古文字研究

我的乳名叫曾雄镇，1935年1月(农历甲戌腊八)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彩塘镇骊塘乡。小学就读于星洲侨领曾汝平乡賢创办的“务滋学校”，先后在潮安二中和金山中学读初中和高中。

1955年秋，我在汕头金山中学毕业，即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当时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分别设有语言学和文学两个专门化方向，开设的课程几乎有一半是语言文字学的。在系里多位语言文字学家的影响下，我开始对历史悠久的传统语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动修习了语言文字学系列的全部课程，用心钻研，并惊奇地发现，在整个学术的殿堂里，还有语言文字学这块宽广无垠的天地，渴望着窥探其中的奥秘。

1959年暮春，容庚先生带着4位副博士研究生北上实习，学校让我提前毕业作为容庚先生的助手随行。这次实习历时两个多月，在全国各大博物馆和文物工作队看到了许多传世和新出土的珍贵文物，还拜会了多位向往已久的著名学者和专家，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唐兰和郭沫若两位先生。这次随同实习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大批老祖宗使用过的古文字实物资料，眼界大开，知道要在古文字学领域里有所作为，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学识，尤其要了解与古文字密切相关的历史、考古和古器物学等背景资料，光靠课堂上的学习和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1959年8月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正式毕业，组织上分配我留校在古文字学研究室工作，担任容庚先生的助教兼任古文字研究室秘书，协助室主任商承祚教授开展研究室的日常工作。当我向容庚先生报告自己留校当助教时，没料到他竟给我大泼冷水。后来，他见我并没有动摇，便把他妹妹容媛编著的《金石书录目》送给我，还无私地开放他那著名的“五千卷金石室”供我自由地阅读，还叮嘱我把他的藏书记号移录到自己的书上，以便按图索骥。并布置我临摹《说文解字》《金文编》和《甲骨文编》3部字书，细心比较彼此的异同，留意某些器物上的特殊写法。他常对我说：“大匠予人以规矩而不能予人以巧，巧，只能在刻苦的磨炼中得来。”又说：“一个人要做学问，光靠平日博闻强记是不够的，必须借助‘目录’一类的工具书作为治学的阶梯，这本《金石书录目》你要好好地加以利用。”容庚先生的爱护和鼓励，使我明白做学问必须善于学习、勤于探索，一步一个脚印地循序渐进，才能达致科学的顶点。

1961年深秋，商承祚教授带领王子超和我到郑州和北京两地摹校信阳楚墓出土的竹简。商先生对残简拼接和简文临摹有很丰富的经验。他认为，残简拼接要注意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协调。内部条件指字形和文意，同一个字的用笔体势往往因人而异，同篇文章的文气也必然是上下联贯的。属于同一写手的字而又上下文意通达无碍是拼接残简最基本的条件，再参照字形的大小，字距的疏密和残简断口的形状，以及相关的花纹、色泽等外部条件，即可作出判断了。商先生对于简文的临摹，则主张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先无我然后才有我。所谓“无我”，就是要做到完全客观地，将所见的笔画准确无误地临摹下来，而不管它对与不对;所谓“有我”，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学识与经验，判断其笔画和结体是否符合规律，然后决定如何取舍;对于笔画漫漶不清和残缺不全的字，尤其需要反复斟酌和推敲。商先生的这些理论和方法，成为我们日后整理竹简的指南。

从二十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是我踏入古文字学门槛的第一个阶段，这段时间的许多日子都是在容庚、商承祚二位老先生身边度过的。二位前辈长期从事古文字资料的搜罗和撰集工作，他们擅长字形分析和强调第一手材料、注重实证的严谨学风，对我影响至深，特别是容庚先生一贯倡导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精神，至今仍是自己克服困难的座右铭。

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974年初夏，当时正是新中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继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书出土之后果，又发现了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这些都是轰动中外学术界的重大考古收获。在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的主持下，从全国各地调来了一大批学者组成秦汉简帛整理小组，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是作为商承祚教授的随行人员加入这一行列的。这次在北京红楼工作，我不但接触到一批批新出土的简帛资料，还认识了许多全国一流的老专家，以及同辈学者中的众多佼佼者，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高尚的品德和可贵的学识，明确了自己治学的方向和目标。这对我一生的学术生涯是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别是在整理临沂汉简的过程中，在朱德熙先生的主持下，与裘锡圭、李家浩、吴九龙等先生一起讨论残简的拼接、编联和文字的考释、通读等问题，受到很大的启发。朱德熙先生研究古文字的特点是重视字形而又不囿于字形，他注重透过文字符号去了解较为隐蔽的语言事实，这样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出土文字资料的释读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光从字形上看问题，往往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就在这个时候，朱先生常用的口头禅是：“换一个角度看看怎么样?”他的意思是：不妨从文字背后隐蔽的语言事实来考察。这样一来，往往就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令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想，这就是语言学意识的效应。在古文字资料的释读上，有没有这个“意识”是大不一样的。它使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多了一条思路，多了一个角度和一条门径。这对于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979年的初冬，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广州举行第二届学术年会，由商承祚教授担任理事会理事长，我和赵诚任秘书长兼负责操办具体的会务工作。国际著名的汉学家、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首次回国内参加学术活动。第二年秋天，饶宗颐教授应文物出版社王仿子社长的邀请，在往成都出席第三届古文字学术年会后，即到全国各地进行学术考察。当时文物出版社派郑昌政先生专程到成都迎候，我也作为广东省高教局派出的随行人员一路陪同。从成都出发，先后到过宝鸡、兰州、敦煌、西安、洛阳、登封、郑州、开封、武汉、荆州、奉节、宜昌、安阳、北京、承德、济南、泰安、曲阜、南京、扬州、镇江、常熟、无锡、苏州、上海、杭州、衡阳、广州等地，历时三个多月，行程达数万里。由于先生对楚地出土文物情有独钟，在考察过程中，即拟定“楚地出土文献研究”这一课题，邀我共同研究。1981年10月至1983年12月，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副研究员，在饶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共同完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3部著作。饶宗颐先生是位“博古通今，中西融贯”的国际著名汉学大家，在我有缘随侍左右的二三十个月里，饶先生总是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令人如沐春风。在此期间，除了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容向饶先生请教古代术数、乐律和天文历法之外，还领悟到不少治学的门径。就有关研究地下出土文献而言，饶先生不但主张要释文字、明义理，更强调要从文化史的高度，明因果，溯源流，窥探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饶先生非常重视“三点论”，即掌握焦点，发挥特点，尤其着力于关联性的层面和“问题点”的研究，即把研究对象的相关事物尽可能汇集起来，从纵的时间方面探讨其产生、衔接的先后层次，从横的空间方面考究其交流、传播和互相挹注的历史事实，进而从错综、交叉的关系中，寻找其说明种种现象的内部规律。正是饶先生这种追溯文化渊源的强烈意识和不知疲倦的求索精神，一直激励着自己不断地探索和进取。

以上是我研习古代文字的三个阶段，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可以说是三次机遇和三度升华，即培植根基——明确方向——把古文字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结合起来。

(摘自《曾宪通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版，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