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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临米芾书 真伪鉴定
发布时间:2016-08-11 文章来源: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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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拍品《行书康熙临米芾书》

某拍品《行书康熙临米芾书》

原标题:康熙临米芾书 真伪鉴定

近年来,清代皇帝御笔书法行情不断走高,在拍场时有涌现,但鱼龙混杂赝品充斥的现象也非常突出。在2016春拍上,某拍卖公司就上拍了一件康熙《行书临米芾书》,并以632.5万元的高价成交。但对比首都博物馆藏的真迹康熙《临米芾书》,就显得漏洞百出拙劣无比了,真伪有天壤之别。

清代帝王的书法热

在清代12个帝王中,擅长书法的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等,但若论书法功力最高、对传统学习最深者,当非康熙帝莫属。在这几位擅长书法的清帝中,康熙和乾隆以行书见长,而嘉庆和道光则以楷书出众。清代皇帝对书法的学习源自于顺治帝福临,但由于其在位时间短,留下的书法不多,目前看到的顺治书法主要以欧体为面貌,书法属于清秀爽利一路,初具一定水准。

从康熙帝开始,才真正开启了清代皇家对书画的全面学习和传承,一方面得益于康熙在位61年,同时更源于康熙个人对书法的热衷。

据记载,康熙把书法作为日课,每日都临习1000字以上,常年坚持不懈,书法俨然成了他的一大个人爱好。“听政之暇,无间寒暑,唯有读书写字而已。” 当时詹事府的詹事沈荃以善书著称,康熙帝便经常召他至懋勤殿切磋书法,并令他写大字、小字、草书《千字文》和《百家姓》进呈,以便于摹写。

康熙16年,随着平定三藩战事出现转机,康熙帝对治理国家有了新的想法。在崇尚理学的同时,公开提出“修举文教”,以文学和书法来塑造自己的儒雅之气,于是命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呈上来,以便研修。康熙帝还下谕大学士明珠:“朕不时观书习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经反复酝酿,最终选定张英、高士奇两人入值南书房,陪侍左右,修习书法。为方便自己不时宣召,还下令在皇城内拨给房屋居住。

康熙学习书法涉猎广泛,除对米芾、赵孟頫两家临习较多外,受书法老师沈荃的影响,推崇董其昌书法。河北省博物馆藏的《行书五言诗轴》,端庄而不失灵动;上海博物馆藏的《行书五言诗》,明显是董其昌书风;首都博物馆藏的《临米芾书》,则各种书体兼有,属于康熙自己的意临。综合康熙书法看,基本以行书或行楷为主,总体上追求端庄秀美,并不以险峻示人,即便是临米芾书,也不是夸张的倚侧,而是以平正为主,这跟康熙的书法审美有很大关系。

假御笔频现拍场

再看拍品《行书临米芾书》,用笔过分张扬,虽然有康熙帝书法惯用的长竖的笔法,但因过分雄强,而少了几分秀气。真迹《康熙临米芾书》,其实是有董其昌书风的影子的,像“分”字和“桐”字,明显是董其昌的书法用笔。拍品圆笔过多,而真迹运用了过多的方笔,两者在用笔上差异还是很大的。拍品有过多颜真卿书体的痕迹,而康熙本人的真迹或临摹古人书法,都没有太多颜体的风格,这一点相当明显。

最露马脚的是,拍品《行书临米芾书》的落款“临米芾”三字,明显是另一人所写,与正文书风不符。首都博物馆藏的真迹《康熙临米芾书》,卷尾的“临米芾”三字,与正文书风统一,协调自然;而拍品则落款与正文完全不搭调,显得突兀生硬。仔细查看,“临米芾”的“芾”字,末一笔中竖还出现了拙劣的补笔,这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而康熙的书法,都是一气呵成的,从来没有补笔出现,拍品落款“临米芾”的“芾”字由于最后一笔没有写好,又补了一笔,反而弄巧成拙。

尤为可笑的是,为了证明拍品来历可靠,还煞有介事地弄了方恭亲王的鉴藏印,拍卖公司在展览说明上还写着曾“参加2015年某私人美术馆《康雍乾宫廷艺术大展》”,这就令人非常蹊跷了。之前大肆宣传炒作一番,但马上就放到拍场上,自己不要了甩给别人,对这种换手伎俩要小心警惕。可见,对古书画还是要更多关注书画本身的真假,不要被不靠谱的著录、宣传所迷惑。

近年拍场上的假康熙御笔,主要有康熙临米芾书、康熙临董其昌书、康熙临赵孟頫书等,尤以康熙临米芾书最多,但大多是不靠谱的赝品。除此以外,大字匾额也不在少数。

由于市场对皇帝御笔书法的热衷,导致近几年国内拍场上的康熙御笔屡出高价,如《赋政于外》1242万元,《雨后见桃花诗》621万元,《临米芾五言诗》460万元,《行书孟浩然诗》460万元,《行书临董其昌》402.5万元,《克昌厥后》345万元,《行书杜甫诗句》333.5万元,《行书椒园》299万元等,但这些高价拍品中究竟有几多真迹,实在令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