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路平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十樵、又号松樵、痴庵等，别署烟谭渔叟。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津，其先祖乃山西洪洞人，十世祖王成始迁至河南孟津邑双槐里，故落款亦有“洪洞王铎”。

王铎幼时家境十分贫寒，过着“不能一日两粥”的生活。天启二年（1622）三十一岁的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同科中了进士，又同进入翰林院任职，因性 情志趣相投，他们对书法之道有着相近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相约同工行草且各具一格，互为 砥砺而成就了飚炳书史的“晚明书风”（包括张、邢、董、傅）。黄道周曾写道：“惟王觉斯（王铎字觉斯）、倪鸿宝（即倪元璐）与吾最乳合，盟肝胆，浮意气， 砥砺廉隅，又栖止同笔砚为文章。爱焉者呼‘三珠树’，妒焉者呼‘三狂人’，弗屑也。”

王铎在明并不是阿谀奉承的政治投机者，其作派近似年长十岁的东林党领袖、文坛盟主钱 谦益，以“清流”而自居。崇祯八年秋（1635年），王铎因不屑于权倾当朝首辅温体仁而发生冲突，“不合温体仁、吴宗达乌程百计中之后，避而金陵”（《拟 山园集》），自请调任掌南京翰林院事。崇祯十一年七月（1638年），王铎“上疏言边事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这种主战派的激言又激怒 了主和派阁臣、兵部杨嗣昌，“杨嗾中当欲廷杖之”，王铎幸免廷仗，可说是死里逃生。好友黄道周亦与杨嗣昌当崇祯皇帝面激辩以论是非，这场有名的辩论之后黄 道周被连贬六级，调任江西。而同年秋天，王铎又直言敢谏“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剥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 无日。”幸好崇祯皇帝终“不加罪”，王铎数度上疏终“乞归故里”，回了河南孟津老家。而这三次不合时调地与权臣相抗则注定了王铎政治仕途的惨败。

历史是个无情的审判台，特别对于人格品行的评判标准几近乎严苛。王铎却在降清这件事上成了人生的至大污点，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 成攻克北京；十九日，崇祯帝殉国吊死于煤山的歪脖树上；王铎其时生活极度窘迫，带 着家人靠航船漂泊于黄河、运河一带。“月来病，力疾勉书，时绝粮，书数条，卖之得五斗粟。买墨，墨不嘉耳，奈何！”，这是他为《赠汤若望诗册》跋文中所记 述的生活境况。而历史的巧合竟跟王铎开了个可悲的玩笑，南京官吏如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松为帝建立弘光小朝廷，福王朱由松为了报答多年前王铎保护过 他渡过黄河，则召王铎为东阁大学士。本已“乞归故里”过着安贫乐道的王铎，被福王召回内阁官为东阁大学士，福祸双至。“次年（1645年）即顺治二年五 月，福王（弘光帝）走芜湖，留铎守江宁（南京）。铎同礼部尚书钱谦益等文武数百员出城迎亲王，奉表降。”（《清史。列传。贰臣传》），至此，由明入清山河 破碎之时，王铎与钱谦益两个文人失节，腆颜手举白幡迎降清军，出卖了人格和灵魂，被世人鄙视为有才无行，王、钱“汉奸”声名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友 黄道周、倪元璐降清后不堪亡国之辱又含恨以殉。钱泳《履园丛话》评论说：“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王铎更是书因人贱， 其书当然遭受了冷落。乾隆修史时将钱谦益与王铎被纳入《贰臣传》“乙编”之首。钱谦益在《王铎墓志铭》中用春秋笔法褒言王铎，似乎惺惺相惜地“感激在知 音”，但这终究掩饰不了钱、王分裂的人格。钱谦益墓至清嘉庆时已荒废，钱泳墓志铭下镌“吾意独怜才”捐资重修钱墓，仍被世人讥诮。

中国的文化传承秉承着人格的精神导向，所谓的“道德文章”，强调的是儒 家文化做人的原本。而摒弃表象的“因人废书”，从艺术的本体来分析王铎书法这才是科学而客观的，清代刘熙载著《艺概》亦主张“书如其人”，“贤哲之书温 醇，骏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显然，王铎书法风格的主调应该属于“沉毅”一类，王铎就该是书中之“骏雄”，以此来喻王铎其人其书颇为 肯綮，王铎诗学杜甫是有感知的，其在明三次与权臣相抗导致其政治上失宠，生活的现状极具悲惨，李自成的义军横扫中原后，其父母、兄弟、妻子、女儿均在战乱 中流落病逝，其悲观如其《自待》诗“衰颜百事倦，自待意何言。冷冷阶中草，萋萋河山园。秋风老马啮，夜月卧龙魂”，无家园可栖居，只能靠航船漂泊的酸涩滋 味非个中人那能体悟，境况迥异于董其昌每每题记的“作于舟中”优游式的文人情调。王铎确固有“骏雄”的本性，在崇祯十三年（1640）十月，其偕家人去南 京途中，先行的家人陷阵义军，王铎率二十五骑士破义军二千余竟救得家人突围，“血性男子”的英雄本色与其诗性即杜工部式的“苍郁”交织，秉性与学养造就了 “神笔王铎”一世之雄欤！清代梁献认为：“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晚 明书家中王、张因“大节有亏”，最为世人所轻视，人品与文品所隐含的矛盾性，确乎是个难以取舍的命题。

其实，降清后王铎内心深处的痛楚、矛盾与其书风“险”、“苍”、“雄”、“劲”是合 拍的，在《拟山园选集》第八十二卷《文丹》中，王铎内心的独白亦是其审美观念的核心所在、“似散不散，似乱不乱，左之右之，颠之倒之”、“怪则幽险狰狞， 面如贝皮，眉如紫棱，口中吐火，身上缠蛇，力如金刚，声如彪虎，长刀大剑，劈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鞭雷电而骑雄龙，子美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文公所谓‘破鬼胆’是也。”“大力，如海中神鳌，戴八肱，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寸铁杀人！不肯缠绕”。“为人不可狠鸷深刻，作文 不可不狠鸷深刻”。这种“落笔惊风雨”式的“胆敢独造”在其书风中释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其中年后行草书更是将“撞三山，踢四海！”、“寸铁杀人”苍浑的 意境发挥到极致。可以说，不读《文丹》无以释然王铎书风的精魂所在。其代表作如影响日本树上彬岛书风的《雒州香山作》（树上彬岛藏，2010.12在北京 拍卖，以四千三百多万成交）及《孟津残稿》（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草书杜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等，表象上王铎书风有行草书、大草、临帖几种形式， 而意象上其气势、气魄、气象的雄浑内力却相同，同样具有撼人的力量感。

王铎书法的独到魅力随着时间反而日显，政治上“大节有亏”的王铎，其书 法声誉却未稍减，遗墨亦倍受后世珍赏。清秦祖永《桐荫论画》有“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似在为王铎叫 屈。王铎书法得到了重新评价和关注。清代杨钧《草堂之灵》中《记觉斯》的一段话，或可作注：与郎园闲谈，问日：“世间魔力何者最大？”余答日：“笔墨最 大”。故赵孟颊，王觉斯之流，亦能千古不泯。的确，有明一代在书史上获誉无出其右者，如启功先生盛赞王铎：“可谓书才书学兼而有之，以阵喻笔，固一世之雄 也。”并有诗云：“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评其“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得其正 传，娇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艺术的成就终使人们忽略其失节之举，晚明书风无疑成了一座历史丰碑，其声势 影响当首推王铎为代表。

王铎一生都在临摹，书史上从来没有那位书家与他一样有如此大量的临摹作品传世，“一 日临书，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大抵王铎的临摹不可间断一日乎。在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上力图创新，借古而开今，王铎确实是身体力行的。其传世 作品中临作竟占半，综合其传世墨迹分析，绝大部分是《淳化阁帖》中的羲、献诸帖。上及张芝、钟繇，下至南朝诸名家。小楷学钟，大楷学颜、柳，行书浸淫二王 外，主要得于米南宫。临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横卷或册页形式作较忠于原帖的临书；一是以狭长条幅的形式作表现式的临书，由于意在透过古人表现自 我，故经常以意临，即将自己的意念融入其中，对古帖融通后再诠释，如南京博物院所藏王铎于1631年所作《临阁帖轴》（绫本

277.5×45.8cm）便为此类的临书巨幛大轴，其连绵草的临摹发挥也最具代表性。

王铎的书法师承与董其昌相近，但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风格。董尚遒媚生秀，以韵擅场，王 却“力矫积习，独标气骨”，以“苍郁雄畅”的势取胜，他的用笔、布局险象环生奇而稳健，映带呼应间给人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笔阵连绵流畅，起笔和转折 又多方笔，凝重而不板滞，刚柔相济，章法大小错落，纵而能敛，险中见正。这些都是王铎努力与时风拉开距离，另辟蹊径，想突破董其昌笼罩下的书坛格局，与董 同宗二王从而在源头上寻找突破。当然，董、王在技法层面是无分伯仲的，王铎对二王的理解并非简单以疏狂发韧，而是大胆将字形、布局渗入了自己的豪迈与古 狂，章法一任纵横放逸，字势时有倾倒紧迫、气势奔放而势不可挡。用笔提按、墨色的浓淡干湿与结字的纵势、疏密相呼应，通过欹侧、聚散、挪移、夸张来平衡左 右分量，相互牵制从而以达到均衡。王铎的“涨墨法”在书史上堪称独步，涨墨使笔道相互粘合晕化，由于蓄墨的多少、落笔的力度而使晕墨效果不可名状，象夏云 一样含羞欲滴又如石破天惊般崩裂，这涨墨形成的块面与笔触的点线强力对比，使形成的润燥相间、节律相生，摄人心魄而惊世骇俗。

世无完美之说，凡事也必有正反阴阳相克。这里又不得不提到董其昌。董其昌曾语：“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化境矣”，王铎是要跳出董其昌 的藩篱，便绝不用心于“巧妙”二字，其实这也是王铎对董其昌的矫枉过正。董取生秀淡雅的文人士气，而王铎则纵肆欹侧以野逸取势。赵孟頫曾评米字：“米襄阳 书，政如黄太史作诗之变，芒角刷掠，求于椟韫川媚，则蔑有矣”指出了米芾书的躁露 怒张，缺少高蹈华丽蕴藉之态。王铎主要得力于米芾，得在体势与笔力，而失却在韵致。反之，董其昌在巨嶂尺幅的表现力上或输于神笔王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