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八言联》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节临王羲之蜀都帖轴》 上海博物馆藏

清代帖学在赵孟頫、董其昌书风的影响下，衍生出一正一反的两种风格，一种是如同沈荃、王鸿绪、王文治、梁同书等秀美的书风，带着江南的灵气与风流;另一种是刘墉、金农、邓石如、何绍基等敦厚一路。在秀美一路的帖学书家群体之中，王文治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技法可与刘墉相媲美。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国朝刘石庵相国(刘墉)专讲魄力，正梦楼太守(王文治)则专取风神，故世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王文治(1730年至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现江苏镇江)人。王文治早年师从笪重光，受其影响颇深。王文治对书法的学习十分用功，反复临习、参悟，并对笪重光的书学论著《书伐》也做过仔细的阅读。对此，他自己在《快雨堂题跋》中专门讲道：“余幼时学书，苦乏师承。得乡先辈笪公此卷(即后世名为《书筏》者)宝。盖其论书数十册，皆由甘苦中流出，古人论书从未有如是之详且尽者。始于古人书曰有入处。”王文治还说笪重光是“思翁后一人”，这一方面是对笪重光的高度评价，同时也可以窥见他对于董其昌的推崇。在其《论书绝句》中对董其昌书法诗赞曰：“书家神品董华亭，楮墨空元透性灵。除却平原俱避席，同时何必说张邢。”

由于董其昌与王文治书法都属于秀美一路，在王文治对董氏如此推崇之下，往往以为他无论是字形结构、用笔节奏，还是轴线形式，甚至是墨色的轻重对比，都取法于董。其曾孙堃在《王梦楼自书快雨堂诗稿》跋文中说：“先曾大父梦楼公，书深得‘二王’神髓，复肆力李云麾、米海岳，晚年超脱，直逼董香光，人所不能学者。”更加让人确信，王文治书法筑基于“二王”，脱胎于董其昌。

不过推崇是一回事，取法却是另一回事。其实，王文治对董其昌书法并没有大量的临习，虽然评价极高，但他对董书的学习更加注重的是对其书法韵味上的把握以及技法上的借鉴。在用笔上董其昌注重“转”，流转圆媚;结字率意，风神萧散。王文治用笔注重“折”，果断有致;结字规整，俊爽豪逸。可以说，两者表现手段完全不同，但貌离神合，皆有秀美绝伦之处。其核心处在一“淡”字，非表面之墨淡，乃求其神畅意闲所成。王文治对此指出：“董文敏深于怀素草书，兴到疾挥，颇得惊鬼神走龙蛇之意，宋元以来书家，擅狂草者，皆不能及，以其淡也。余因习董书，始悟素师淡处，因素师有悟右军淡处也。”这里的“淡”带有王文治十分个性化的解读，他将之作为书法的关键来看。

“淡”的范畴有一定的模糊性，但从王文治的书风中能感受到不俗、有韵味、不急不躁，不为名利所碍。这一概念的提出可能与他中年以后事佛有关，书得之“淡”，似入佛教中的莲花之境一般。这样来看，王文治的书法，用墨之淡不过是一种手法和表象，其妙处，还是和他自己解说的那样：“余不好书名，故书中有淡意。”按照王文治的描述，“王羲之书淡，怀素之书淡，董其昌之书淡，而其自己之书也得之淡。”

张即之对于王文治的书法也有一定影响。钱泳在《履园丛话》中称：“太守天资清妙，本学思翁，而稍沾笪江上(重光)习气。中年得樗寮(即之)真迹临摹，遂入轻佻一路，而姿态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耳。” 王文治中年以后笃信佛教，精研释典。他对于唐宋书家如张即之等抄写佛经的行为很是欣赏，也身体力行加以仿效，其还对自己收藏的张即之的写经书法进行临摹。在这个大篇幅的对照书写过程中，王文治书法自然受到了感染。

张即之结字运笔不沿袭前人，自出机杼。王文治所学为人视为“轻佻”者，往往指在用笔上呈扁薄之态。其实，他对于张即之的最大吸收在一个“生” 字。书法在精熟，要由生到熟，再进一步，则要由熟到生。王文治学书勤奋异常，自谓“忘寒暑，写昼夜，为书自娱其间”。大量的书写没有写成惯性书写，这是极为难得的，这也是他的作品中依旧保持一份清新与淡然的法门之所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文治得到了一卷唐人写经真迹，这件《律藏经》历经董其昌和海宁陈氏递藏。王文治得到这件作品大约觉得有很多地方与自己在书法上的追求相契合，极为喜欢，便一口气写下了洋洋洒洒的近千字题跋。他将这件写经作为书法学习的本师对待。在书法的形制上、用笔上，他受到笪重光、董其昌、张即之等影响，但没有唐人写经对他书法风格影响来得直接。这也是由于笪重光、张即之在用笔等方面对他书法审美的构建产生的引导有关。

姚鼐云：“其诗与书尤能尽古今人之变而自成体。尝自言，吾诗、字皆入禅理也。”这与《清史稿》所言“为文尚瑰丽，至老归于平淡”极似。看来，王文治书法在有个人面貌的基础上，追求秀美，慢慢如他自己所说，渐进“淡”境，化为禅意了。(金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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