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唯山
冯友兰(1895-1990),河南省唐河县人,是著名的哲学家。他不以书法著称,但传世的“三松堂”自题匾额及“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联等笔迹,苍茫奇古,也颇有可观。本文不涉及他关于艺术的理论论述,而仅仅写录一些他与书画家、书画相关的事件。虽然非关重要,不过作为了解一位哲学家的生活侧面,或者以助谈资,也不为无益。
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考过秀才,不过与地方官闹了些矛盾,未被录取。叔父、伯父都是秀才。他的父亲考取了光绪戊戌科进士。从为书香门第传统来看,以及他启蒙阶段所受教育看,他也至少有一些童子功。在1907年他12岁时,教读先生给他安排的四门功课中就有写字一门,“此外就是写大字,每星期作文一次。”
不过,他并不认为以往的翰林书法有什么艺术价值。他曾经请吴震春写一幅字。吴震春是前清的翰林,1926年担任燕京大学副校长。这一年2月,冯友兰担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研究所导师,主讲中国哲学。据蔡仲德先生《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整理,是年冯友兰与吴震春会晤,一谈才知道他是父亲戊戌那一科的同年,关系遂为亲近。冯友兰回忆到:“吴震春说,翰林最不会写字,他们写的字从书法家的观点看完全没有艺术价值,而且一个人如果会写翰林所会写的那种字,他就永远不可能写书法家的有艺术价值的字了,不可救药的。”末了,冯友兰补了一句“那倒也是实际情况”表示同意,我不敢随意解读有没有更深的意思,有意味的是,今天我们看到吴震春的字,似乎也没有跳出这个“咒语”。后来,冯友兰也提出书法最重要的是风格。
1928年,在邓以蛰的引导下,他拜访了齐白石,同行的还有罗家伦。那时的齐白石还不是名满天下的“人民艺术家”,他的才华远远没有被人们意识到。这一年9月,徐悲鸿出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聘请齐白石为教授。不过,当时徐悲鸿在教育上锐意改革,引来了不小的社会舆论,别有用心的人以为木匠出身的齐白石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聘为教授是对艺术的侮辱。徐悲鸿则由于他的革新计划受到保守派和反对派责难和抵制,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辞职。冯友兰没有记录下会晤的具体内容,当时冯友兰才33岁,而齐白石已经60多了。邓以蛰则比冯友兰大3岁,他是邓石如的五世孙,自然是书画的行家,后来也成为与宗白华、朱光潜齐名的美学家。1917年他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专注于美学。1919年12月,冯友兰考上公费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他们是校友。在校期间关系密切,经常一起研究学术问题。
在抗战期间,冯友兰在重庆遇见沈尹默,谈起书法。沈尹默告诉他陈独秀在友人处见到沈的字,批评说:“这个人的字,其俗在骨,是无可救药的了”。不过那是沈氏早期书法的样貌,是或多或少沾染上翰林书的一些风气。冯友兰总结出陈独秀的评论标准,不在于用笔、结构等技术性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从‘在骨’两个字,可以看出陈独秀评论书法,也不注重书法的形态,而注重形态所表现的那些东西。”
在抗战时期,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他的《三松堂自序》里面说:“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完了”,“到了抗战末期,联大一部分教授组织了一个卖文卖字的会。说是要卖字,闻一多还给我刻了两个大图章,以备使用。不过还没有开张,日本就投降了,我的图章始终没有用上。”
冯友兰先生尽管主要精力在研究哲学,但也有雅兴写写书法。他曾经写过一副对联送给李泽厚,“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上世纪90年代初,胡绳在李泽厚家中见到此联,两人还为对联内容的思想性辩论了一架,李泽厚说“这一辩就辩了两个多钟头,他没有说服我,我也没有说服他。叫我写检讨的事他也没再提,大概是忘记了”。
冯友兰先生没有专门的书画论文、著述,他的艺术思想,是包括在他的哲学系统中的,如散见于1924年的《一种人生观》之《内有的好与手段的好》、1926年《人生哲学》之《艺术之目的》、1939年《从艺术观点看艺术》、1984年《为河南省美学学会题辞》等等,可以说,他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到美学研究上,但美学正是哲学的一个部门,从这个源头上正可以有所阐发。1990年,冯先生去世,他的茔联刻着一手不错的甲骨文书法。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在一角写道:“营窅冥之居,愚事也,亦雅事也。茔联‘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先严自撰,高尔泰君书丹”。
来源:美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