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倡人民书法

中国的书法艺术，实际上就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因此，凡有汉字使用的地方，就有书法艺术的传播与流行，从书法史上来看，书法作为艺术，它的发生史几乎可以说和最初的汉字的产生同样古老。在赵学敏看来，“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和脊梁，其他许多文化都是从文字书法派生发展起来的，尤其是文字书法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智慧和想象、情感交流和艺术创造。”作为共产党人，他显然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出发，把人民群众当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角，去阐释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在他的心目中，人民群众是书法艺术的最终的推动者和创造者。是他们所从事的广阔的社会历史实践，推动了语言和它的书面符号——文字的使用，也是他们的实践创造了对书法艺术的审美需要，提供了书法艺术最广大的受众，即接受者和欣赏者。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作为书法家的赵学敏提出了“人民书法”的理念，并且力而倡之，力而行之。

人民书法的理念，在赵学敏的书法创作中，处于核心的，指导性的地位，是他的一贯主张，因而也是理解他的全部书法创作活动的一把钥匙。因为，对他来说，这个理念不是一面装饰性的旗帜，不是一袭华美的外衣，而是他的血肉，他的灵魂。他是科班中文系毕业，他上中文系的延安大学就建在杨家岭，离当年毛泽东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中央办公厅旧址不远。毛泽东《讲话》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向，对他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书法既然是文艺的一个部门，当然不能背离文艺的规律和方向。再说，从政以后，他又长期在高级领导岗位工作，做过省委的秘书长，负责过一个战略方面重要文件和领导讲话的起草工作。当过省委宣传部长，直接领导过包括书法在内的全部文艺工作，熟知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他所提倡的人民书法理念，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资源和政策背景下，经过对自己长期的艺术实践的总结，而日臻系统的。2007年4月6日他所写的印在《行草兰亭序》帖之前作为序言的《为什么学习书法——从学写〈兰亭序〉谈起》，还有2008年6月13日他与多幅书法作品一起刊发在《中国艺术报》上的《人民书法》一文，可以看作他对自己书法理念的系统宣示，研究赵学敏书法，不可不读。

赵学敏力倡并践行不渝的人民书法理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诸端：一、人民群众是书法艺术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二、书法艺术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三、书法要反映时代精神，不能脱离现实;四、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立足于创新;五、书法家要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和艺术修养，作时代的笔手，作人民的书法家。

在赵学敏的人民书法理念中，人民群众是主体，是大写的，始终处于中心的位置，他们是书法艺术的创造者，也是最主要的接受者。赵学敏当然也肯定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泽被后世的书法家，肯定他们的人格、书风和贡献，但是他认为，这些大书家，之所以贡献大，正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审美趋向，并且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方面，他特意举了王羲之、颜真卿、傅山、于右任和毛泽东的例子加以说明。他认为这些大家“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子”，他们的书作，固然反映了他们自己彼时彼地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艺术水平，但“主要是社会发展和劳动人民需要的产物”。他写道：“在东晋的当权者昏庸腐败，民不聊生，文风书风玄虚呆板的情况下，文学和书学宗源深厚而又精于思辨的王羲之，偶然醉书的《兰亭集序》，书文并茂，成就了他‘书圣’的美誉。唐朝的颜真卿，为官清正廉明，做人刚直不阿，在唐朝危亡之际，忠于大节而不移，这种人格见之于他们的翰墨，浑厚雄壮，真草皆佳，偶书并且多处涂改了的《祭侄文稿》，成为传世行书名贴，也再现了他‘至刚至大’的道德人格。一生坎坷的宋朝苏东坡，在‘齐得失、泯荣辱、等生死’的心境下，写了清疏简约和楷、行、草兼融，千古不朽的《黄洲寒食贴》。至于近代的大书家于右任、毛泽东等，更是寄情于笔毫，把爱国爱民的思想熔铸在自己的诗书中。”

赵学敏不仅在历史上的大书家那里，看出了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指出他们作品的人民性及其进步意义，而且非常关注民间的书法创作活动。他常说，现在民间有很多书法爱好者和善书者，很有功力，他们的水平不在我们这些书法家的水平之下。只是由于社会给予关注不够，没有足以展示他们成就的平台，也就只能止于自得其乐，不求闻达，因而自生自灭。”

另外，现在有文化的退休人员多了，包括不少将军和高干，离开了繁忙的工作岗位，有了闲暇的时间，可以寄情于翰墨之间，填词、度曲、裁诗、作书画。他们也加入到民间书法队伍中来，成为当代书法作者中一枝颇有实力的群体。赵学敏对这些都非常留意。他说，他常在公园里看到一些用笔蘸了水在地上做书的有点年纪的书法爱好者，字写得非常好。这些人，也是他学习的对象，他能够从他们身上获得自己的书法创作的灵感。就是说，在他看来，不仅在历史上，人民是书法艺术创造的主要推动者，接受者和欣赏者，就是现在和将来，也是如此。

赵学敏认为，“中国汉字和中国书法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前赴后继繁衍生息过程中的孪生意象思维创造。”他说：“东汉文字学家许慎总结创造汉字的诸种形式：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无不体现了伟大的先民创造汉字的意象思维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创造书法艺术作品的过程。”他的结论是：脱离开劳动人民的实践，脱离开劳动人民这个创造文化的主体，就不可能有中国汉字和中国书法。以上所述，他的这种书法史观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他们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而他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支持下，从事他关于人民书法理念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思考的。

在赵学敏的书法研习和创作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书法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部门，必须把为人民服务摆在首位。而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写春联，送春联，是民间传承久远的节庆文化活动，早已相沿成习，转化为年节送旧迎新的风俗。在家乡，自从他的字写得有了模样之后，便给家人、亲友和邻里写春联了。后来当了领导，官做大了，下乡尤其是逢年过节给群众写楹联成了惯例，他认为这是联系人民群众的一种好方法、好形式。

祈福，是中国民间节庆日，特别是新春佳节时家人祝祷，亲友相祝的重要活动和风习。因此，写福字，剪福字，送福字，贴福字，表达的都是对幸福的追求与向往。有倒贴福字，取“福到了”的谐音，有写百福字，以不同形态的福字书之。奥运会前，赵学敏曾应约参加了2008个福字的书写。用红底撒金宣纸，写成斗方，每纸一字，准备赠送各国运动员和朋友。一个福字，字数以千计，而又互不重复，足见他的功夫之深。我还见到过他的几帧写了赠人的福字，上面大“福”字占了三分之一篇幅，下面则以三分之二篇幅，书以对福的诠释，很有意思，兹录如下：“家和有福，平安是福，孝顺生福，厚德积福，勤劳造福，助人为福，健康享福，长寿多福。”在赵学敏的笔下，福当然是生命个体的安乐和享受。但怎样才是真正的幸福，怎样营造幸福和谐的环境，实际上又不完全是生命个体的事，它涉及一个人的人生观和幸福观。赵学敏对福字的诠释，更多涉及的是伦理道德，即一个人的行为规范，即与家庭、社会的关系。

在福建工作的那些年，他还写了大量公益性的书法作品，如“福州电视中心”，“福州国际会展中心”，“福州人民会堂”。“福州市博物馆”，“福州市商业银行”，“福州历史文化长廊”，“解放大桥”，“三县洲大桥”，“康泰桥”等。这些字，镌刻或镂塑在巨大的建筑物上，盖属于榜书一类。榜书，在书法艺术中自成一路，书写起来，难度较大，间架结构，点划比例，都不好掌握，而败笔又往往会被放大。但看学敏的书艺，大字不仅不显力怯，反而更见精神。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被认为是千古不刊之论。我以为，用以论书，也同样有效。书法作品也是书法家生命存在的形式，作品必须有生命的元气贯穿其中，始可见灵动飞腾之势。所以，书作不仅可见书家的精神气象，而且可以养气，使人心胸开阔，气脉贯通，益寿延年，这也是书家多高寿的原因。以学敏的这些公益性书作而论，如果气脉不旺、不通，气骨不坚、不强，便很难把如此大字撑起来，更不要说见气象了。

学敏所写公益性书法题刻，从来不落名款，只有熟悉他书法特色的人，才能分辨出来，而不熟悉他个人书风的人，也不妨碍其对这些题刻的欣赏，并从中获得审美的满足。我问他，何以写了字而不落款?他说，自己在那里工作，人家让写，人家让题，不写不题也不好。再说，这是公益之事，是为民众服务，题了字，也是对那里工作的人的支持。但他行事一向低调，不愿过于张扬，过于突出自己。所以只留字，不留名款。

公园是公众游乐休憩的场所，是一种现代公共活动空间，有些还是著名的风景名胜之地。在福建，他先后为光明港公园、金鸡山公园、晋安河公园、于山风景区等题写过公园名称。我在全国许多这类地方，见到过不少题刻，绝大多数都有书家的款识。比如我从一个城市的一处故城遗址公园路过，陪同的书家朋友还特意引了我去看他落了名款的唐诗刻石。我很理解这位书友的心情，毕竟中国人有“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古训。但赵学敏仍然坚持不留名款的低调行事原则。除了题写公园名，赵学敏还为其中的一些景点题字，如晋安河公园的“逝者如斯”，于山风景区的“寿”字，武夷山的“宋街”、“飞云楼”、“千年祭”碑文等，均不留名款。

福州市鼓楼区树汤路，有一个著名的温泉公园。公园是请中国建筑设计院的建筑专家设计的带有欧式风格的休闲去处。公园的得名，源于五代时取自地缝深处的一脉温汤，百姓沐浴疗疾，故有“金汤”之誉。赵学敏不仅书写了“温泉公园”的榜书园名，而且书写了大型石刻《温泉记》。胡锦涛总书记有一次到福州视察工作，在公园门口看到“温泉公园”几个大字指着说：“这肯定是赵学敏的字。”可见赵学敏的书风，在总书记那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不留名款，还是被辨别出来了。

福州有一处同寿园，原为古仙游园。园内有一古樟树，胸径2.2米，高20米，树冠300平方米，树龄500年，是福州现存最大的香樟树，人称“樟树王”。赵学敏不仅在石牌坊上题写了“同寿园”的园名，而且题写一幅楹联：“百年老樟与民同寿，五里长街乐此独闲”。即使这等联语，也透露出书者根深蒂固的民本观念。当然，也不留名款。就是我看到在有些地方他撰写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文、重大节庆和重大工程竣工纪念碑文，也都不留名款。

百姓、人民、公众，在一生从政的赵学敏的心目中，始终是大写的。我见他的多帧书作，都是写《岳阳楼记》的最后一段的：“嗟夫!予赏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他既以此作座右铭，用以自律和自省，也书赠他的朋友与下属，期以共勉。书家郑板桥的“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他常用的作书题材。民心、民情，他是时刻不忘的。

他曾自明心志，书写联语一帧：“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以表达其对自己政绩的自信。我则愿意套用这个联语的句式，评价他的大量公益性书作：“政声人去后，书道有无中”。说“有”是说字在，字中透出的书家的书风在，精气神在;说“无”，则是指不落名款，当代公众尚且知之者甚少，百世之下，知之者又不知其几稀矣。从现代观念看，他似乎是主动隐去或放弃其著作权、冠名权的，这就益发难得、益发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