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书法艺术，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审美文化，追溯起来，几乎可以说与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一样久远的历史。它既是传统民族文化的表现，又是这种文化的组成部分。书法创作，不是纯技术的东西，它固然不能没有经年累月厚积起来的精熟的记忆，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创作主体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开阔的文化视野、气度与胸襟。古人云，“功夫在诗外”。其实书艺也一样，就书论书，是说不出什么名堂的，一如就诗论诗之不可取。因此，赵学敏很重视丰富自己的文化蕴积。他在延大中文系读书，那里的教师，就其一线的骨干而言，大多来自西北大学。所以，他到西大听傅庚生、刘持生等先生的课，提高自己的古典文学和古代汉语素养，是相当自觉的。傅庚生是国内享有盛誉的杜甫研究专家，而杜甫的论画、论书诗，在中国艺术史上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历代学者所称道。“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名言，就出自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傅先生本人的字也写得不错，透着儒雅的气韵。赵学敏常谈到他在延安大学和西北大学读书听课在他的书法研习上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西安的碑林博物馆，是我国最大的石质书法艺术和石质雕刻艺术宝库，藏品3000余件，许多书法史上著名的碑石就藏在那里。学中文出身的赵学敏，又如饥似渴地攻读古代文史著作，当然很懂得碑林这座号称“中国最大石质书库”的去处对他研习书法，开阔眼界的重要意义。在“文革”当“逍遥派”时，他去西安必去碑林，以至后来在西安工作的那些年，他至少每个礼拜都有一个整天消磨在碑林的碑石之间。碑林的每一座展室，每一座石碑，每一块刻石，他都一一走近过，参观过，琢磨过。

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哲宗元佑五年(公元1097年)，是为了保存唐代《开成石经》而修建的，以后逐渐扩建，且与文庙、府学合一，遂有了现今的规模。现有七大陈列室，八个游廊，八座碑亭，收藏汉、魏、晋、唐、宋、元、明、清各代碑、铭、石刻帖等2300余件。这里最著名的碑刻如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传为蔡邕所书隶体汉《熹平石经》中《周易》的残石，欧阳询《皇甫诞碑》，褚遂良《同州圣教序》，虞世南《孔子庙堂碑》，颜真卿《多宝塔碑》、《颜勤礼碑》和《颜氏家庙碑》，柳公权《玄秘塔碑》，怀素《藏真律公帖》等。这里还藏有清代翻刻的宋《淳化阁帖》的刻石。在参观和揣摩这些稀世原碑石刻字的神理韵致的同时，赵学敏还千方百计地收集石碑的拓片，以为临习的范本，数量可以车载。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书家要提高自己的眼界，必须多看前代优秀的书作。见多识广，眼界自然就会宽、会高。记得茅盾曾经讲过：眼高手低固然不好，但总比眼低手低强，因为只有眼高了才有可能使手不再低，所以高手必然眼高，手眼俱低者是不会有多少希望的。赵学敏利用“文革”中做“逍遥派”的年月，自觉地“泡”碑林，实在是最充分利用了只有西安才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杜甫《戏为六绝句》的最后一首说：“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老杜此诗写于晚期，已是年逾“大衍”，是对他和前贤的经验概括，讲的是师承。第四句常被引用，强调的是要广泛继承前人的成功经验。这与他在《偶题》一诗中所说的“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是一个意思，不同仅在于，一从创作个体而言，一从宏观角度着眼。杜甫是论诗，但作为艺术发展和创造的通则，也适用于论书。赵学敏学书的师承关系，主要是通过李楚才而师法于右任，因为是童子功，所以贯穿了他迄今为止的全部研习生涯，并且成为一根主线。不过，即使读中小学时，李楚才也让学敏兼习过乡贤刘子笃和茹欲立的字帖以为参照。读了大学，泡了碑林，更使他懂得了古今许多大书法家博采众长，转益多师，从而成就其各自书法格局，卓然成家的道路与规律。他认识了在“文革”中处于危难中的舒同。舒同是造诣很深的党内书法大家，毛泽东称他为“红军书法家”，“马背书法家”，是“舒同体”开宗立派之人。舒同楷书，宗颜真卿，厚重凝健，但在间架运笔上，又颇融入了柳体的骨力，而清代何绍基的笔法，对他亦有影响。赵学敏去“牛棚”看望舒同，为舒同找纸和墨送去，看舒同写字，听舒同论书道。后来他因工作关系认识了方毅，经常为方毅组织笔会，磨墨折纸，仔细观看揣摩方毅写字的每一用笔;他经常带自己写的书法，虚心请方毅点评，方毅耐心指导，后来还推荐他参加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赵学敏对舒同、方毅十分敬重，执弟子礼甚恭，内心对他们在书法上给他的教诲，没齿不忘。在他学习书法的过程中，认识并师事舒同与方毅，是带有关键性的事。是他们完成了与李楚才的接力，把赵学敏带入了更高的书法境界。

魏碑是赵学敏楷书的基础，这是学习于右任必然会走的临习道路。进入清代，特别是清中叶以后，书法上有一个从帖学到碑学的明显的转化过程。在书法理论上，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对此趋势给以总结与肯定。至于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在包世臣的基础上，更走向极致，重碑卑帖，重魏碑而卑唐书。所以生于清季的于右任先生，当然会以魏碑作为自己的书法基础，他的楷书的劲利，草书的内蕴的风力，都不能不追溯到魏碑的功力。

幼年时赵学敏在楷书上临写了大量于右任魏碑体书法，到西安后除了继续研习楷书外，而在行草上，他也奋力研习。这一时期，他以二王的传世作品为主，临写不辍。除了《兰亭序》的三大传世版本外，沙门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王羲之《十七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等都是他临写的主要范本。他感到，这一时期临写二王流派的作品，奠定了自己秀劲明快的行草书体的基础。

赵学敏的书法研习，是碑帖并重的。他以于右任为主，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从那时以来，智永的《千字文》、怀素、赵孟頫等人的《千字文》，当然还有现代、当代书家于右任、启功等写的《千字文》，都被他不止千遍地临摹和比较对照。除了掌握书家们扎实的基本功以外，他更注重深入其神髓，掌握其内在的理路与神韵。他从形神的临摹，到意临，舒同、方毅不但要他形似，更要他神似。他们还更进一步提出，要他逐渐摆脱临摹过的碑帖，写出自己的书体风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