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来说读赵学敏《行草兰亭序》我何以眼前为之一亮的第二点，即我从他的书艺中看出了扎实的基本功。对于他的这篇作品，我没有停留在使我眼前为之一亮的最初的鉴赏直觉上，而是在此后进行了反复的揣摩、把玩、体味，乃至挑剔。我发现，除了“情随事迁”一句漏“事”字，“古人云”误“云”为“雲”之外，其余无论单个字的间架结构，还是通篇的章法气韵的贯通，包括落款，都很难找到明显的力弱处，更不要说败笔了。

书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固然要有很好的禀赋和天分，离不开明敏的悟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必须有长期的，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勤学苦炼。以赵学敏《行草兰亭序》而论，中锋用笔，于平实中见功力，笔势雄浑，笔法苍老遒劲，没有几十年的日积月累，是很难把字写到这样的。后来，我从学敏的口里，了解了他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研习书法经历，更加证明了我的上述判断。

赵学敏出生在陕西关中腹地的三原县的农村。五岁启蒙，语文老师就是我们上文多次提到的于右任书法秘书李楚才。李楚才因为其追随于右任的经历，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弦被绷得特别紧的年代，正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谨言慎行，别的东西不敢给学生多讲，但每天一节书法课却抓得颇紧。赵学敏像别的学生一样，每天一张32个字的红方格纸，先是榻着影格写，稍后便是临写。

书法课可以不讲政治，李先生又是行家里手，所以课上得认真而自如。从握笔的要领、指法、姿势，什么唐以来的“拔镫”之法，什么“指实而掌虚，掌虚发难”，以及如何悬腕笔，到笔画的“侧、勒、努、趯、策、掠、啄、磔”的所谓“永字八法”，李先生都细心讲授，认真示范，并且手把手地严格训练。学生每天的影格仿字，李先生都要及时判阅，写得好的字就在旁边画圈，写得不好的字则打杈或画杠。画圈超过一半的，贴到墙上，当堂表扬;画圈不够一半的，则要伸出手来打板子。正是这种严格的被李楚才称为“童子功”的中规中矩的专业训练，使赵学敏终生受益，奠定了他后来书艺发展的坚实基础。

赵学敏悟性好，又肯用心，他的仿字得圈多，常被李先生表扬，也深得李先生偏爱。于是，在李先生的悉心调教下，他对书法产生了类似于痴迷的爱好。李先生主要让他临写于右任的隶书、真书和草书，如《百家姓帖》、《千字文帖》、《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帖》等。还有当时陕西在某些方面同于右任书艺差可比肩的书法家刘子笃、茹欲立等人的帖，也是他临写的范本。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书法，尤以勤、苦二字为先。小学敏除了完成每日32格的一仿大字外，还在学校操场的空地上，给自己划出一块地方，用木棍儿作笔，在地上临帖;常在墙上挂一块小黑板，拿棉花蘸了水学字。在家里，他让大人帮他准备了一个沙盘，放学回家，一有空，就在上面练字。当时家里穷，没有钱给他买纸写字，想出这些办法，也是不得已。然而，正是这些并非纸上，非正规、有难度的训练，强化了他的手劲和腕力，使他日后的书艺具有内在的力度。

所有的老师都喜欢勤学、敬业的孩子。在李楚才的眼里，学敏有很好的书法天分。他还特意教学敏晚上睡觉时用手指在肚皮上默临记忆中的碑帖。默临，真是个好办法。它强化了对字的形体细部的记忆，足以把于右任先生的书法形神，刀刻一样留在小学敏的脑海里。于先生的碑文、楹联、题词等书法作品，在西北，特别是陕西，流传很多，凡是能够见到的，学敏都会仔细琢磨，临摹数遍，保存到自己的记忆里。他常常为见到一幅于右任的书法，学到于右任的某个用笔技巧，而欢呼雀跃，高兴得睡不着觉。

从小学，到初中，在李楚才老师耳提面命、手把手的悉心指导下，少年赵学敏练就了一手过硬的书法童子功。这对他后来在研习书法的道路上不断向更高处攀登准备了最初的条件和扎实的基础。这十多年间，于右任书法和道德人格在他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了根，对他的影响是终身的。

上高中时，赵学敏从乡下到了三原县城。三原是于右任的故乡，因而书法风气浓郁，不仅文化人喜书法，就是在民间，亦不乏字写得很好的高手。作为未曾与于右任谋过面的同县小乡党，赵学敏却在李楚才的指导和扶掖下，怀着深深的对这位先辈的景仰，来到比之乡下使他更加眼界开阔的地方，这里的书法文化氛围，既让他感到兴奋，也让他倍感亲切，他有一种小鱼游进更大池子的体验。后来，他又从三原到延安大学读中文系。那已经是“文革”中的年月了，他因为“保皇派”而成了“逍遥派”，远离开派性斗争的喧嚣，正好在书法研习上下功夫。同时，也有机会常去西安。1969年他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开始步入仕途，最初的工作地在陕西省蒲城县，再后来到了西安。西安曾是十三个朝代建都的文化历史名城，尤其是历代和当代书法名人众多，更有久负盛名的碑林，这一下子吸引住了学敏。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时期是我书法奠基提升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重要收获对他以后的书法研习与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到西北大学中文系听过两年课;二是常去碑林博物馆参观学习;三是“文革”中邂逅认识了书法家舒同和后来得到书法家方毅的调教指导，他都虔诚地以师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