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拍，匡时畅怀——中国书法夜场91.3%的成交率，终于让一度被低估的书法市场焕发出蓬勃的气息。

现场，郭沫若1968年作《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手卷以高达782万元成交价位居近现代书法第一把交椅;当代草圣林散之为栖霞寺大殿所书的十一言长联也是本场的一个小高潮，估价仅为50万元至60万元，却拍出了644万元的成交价;齐白石在1936年作《篆书五言》和1939年作篆书《师古斋》成交价分别达到448.5万元和287.5万元;弘一1932年作《行书十言联》成交价也达到483万元;吴昌硕1925年作《隶书七言联》成交价287.5万元;于右任的《行书五言联》以230万元成交;赵朴初1974年作《行书自作》以161万元成交;启功1998年作《行书“行愿”》成交价138万元;郭沫若1965年作《行书毛主席语录》以143.8万元成交;李可染行书《快哉亭》成交价115万元;沈尹默赠周作人《苦雨斋》以97.8万元成交。

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经历二十多年的发展，书画市场价位达到了一定高度。近三四年间，一些热门艺术家的市场价纷纷迈入亿元大关。然而，在春意盎然的拍卖场上，书法曾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

在书画本同源的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字画价格差距悬殊这种倒挂现象很不正常，还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这种现象是市场需求造成的落差。礼品市场的繁荣，使得更多的人购买书画作品并非为了收藏或者欣赏，而是为了送礼，绘画比起书法更为赏心悦目;而整个社会的艺术欣赏水平达不到一定的高度，绘画作品的图像、图形画面比起苦涩难懂的篆书、隶书，画面的生动灵活比起简单的字体更易为大众所接受认可。

其实，书法的市场价位应该高于绘画。书画，即书法和绘画，在古人眼中，书法是比绘画更高的艺术，古代书法家的地位也往往高于画家的地位。文人画的最高追求是书法入画，没有书法的支撑，绘画作品就很难立足。如笔墨功底对国画的创作影响极其重要，就绘画作品的整体效果看，画面和题跋必须珠联璧合才完美，缺了名家题跋的绘画价值会大打折扣。鉴定家在鉴定一幅书画作品的真伪时，往往认为题跋提供的信息比画面的风格更重要，更利于他们把握作品的真伪。

从艺术的表现力看，书法创作难度也远远大于绘画。书法一目了然地反映了作者的功底，笔笔见真章，无法反复改动，书法的任何一笔都能透出书法家的水准。而绘画则不同，绘画通过写生或者想象，有个具象在脑海里已然形成，再通过笔墨把这种具象的精髓表现出来，可以随意再添再补，或者反复多次晕染，不影响绘画的画面效果，有时甚至还能出彩，以此掩盖笔墨功力的不足，可以说，书法是艺术的最高审美形式。

中国的书法市场一直被严重低估，坊间流传的“好字不如烂画”说法成为很多人的收藏座右铭，宁愿把资金投在一幅不起眼的绘画作品上，也不愿买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几年前我曾强烈呼吁对其市场进行关注。从今年匡时拍卖来看，这些拍卖数据充分说明市场慢慢开始回归理性和客观，市场终于给予书法应有的重视和肯定。

虽然匡时2014春拍让更多的藏家看到了书法市场的巨大潜力，然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文人书法家价格还处于低谷，有些甚至还未被挖掘。此次匡时书法专场高二适的《致章士钊信札一通》成交价仅达到34.5万元，谢无量的行书《精诚书屋》的成交价也只在21.3万元，沈曾植上拍的5件拍品3件流拍，另外两件《七言行书》分别以17.3万元成交……

除此之外，书法板块中还有更多的书法家被“淹没”，值得关注的有林散之、沙孟海、于右任、吴昌硕、谢无量、吴硕、高二适、胡小石、台静农、游寿、王蘧常、沈曾植、马一浮等等。这些民国以来的书法家都在临摹各家名帖的基础上反复研磨体味，抓住书法的精髓，最终形成自家面貌，因此，无论他们自身的修为，还是书法功力，都堪称书法界的“大拿”。而在当代，因对其市场的不重视，缺乏评论家的推广、跟风现象的盛行，种种原因导致他们的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他们目前的市场价格仅仅在几万元/尺，比起绘画作品动辄千万元的价格，还有待于更多的市场人士对中国书法史、书法家的关注，一旦更多的藏家认识到书法的真正价值，对书画欣赏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市场的焦点自然会集中到书法上。因此，书法的升值潜力、市场价值要远远高于绘画，收藏空间也更为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