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为李世民《温泉铭》局部）

　　能代表中国书法正大气象的，当推历代庙堂之迹和摩崖石刻。如周秦的钟鼎文、泰山刻石，以及后来汉隶、魏碑、唐楷中的书刻。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话用之于书法，也是极为贴合的。

　　也许有人不免要问：张芝的大草，索靖的章草，王羲之、王献之的行、楷、草书，难道不正大吗？当然这些不仅正大，而且气象万千。但放之于其时代看，更多地代表了他们个人。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大唐。

　　有唐一代是书法正大气象的集大成者。李世民先是用武略得到了天下，然后便用他的文韬安定了天下。“贞观之治”不仅奠定了大唐强盛的基础，而且奠定了书法“尚法”的正大基础。不过书法只是这么顺道一引，便四蹄狂奔英气勃发了。你不得不承认：李世民又得了头功，是唐朝书法正大气象的第一个王者。

　　据说太宗李世民自小跟父亲李渊学字，李渊的笔法得之于自南来北的王襃，王襃则是东晋大名鼎鼎的王导的后裔，是历代工书的瑯琊王氏嫡系。梁朝亡后，王襃挟先人遗迹北渡，共有王氏家族二十八人的书迹，其间王右军的字就有四十余纸。王襃挟书迹与书技北来，对北地的书风影响颇大。李渊就是他的入室弟子。李世民虽不及面师王襃，但从父亲那儿肯定获得了不少王氏家法。初唐之际，学书者对笔法非常重视，李世民的书论和书作，就很能证明这一点。尤其他对王羲之的钟爱，真是到了奉若神明的地步。开国之后，二王一脉的虞世南、欧阳询等人更是不离太宗左右，这就不难理解太宗为何对右军书法不择手段，广为搜罗了。

　　王羲之个人的正大，被国朝所接纳并尊崇，书圣之隆位，实为太宗所筑且拜，千古莫可代之。江河流动般的大唐不择细流，真草隶篆，众美吸融，又极从容和气地赋予时代气息，一个空前绝后的书法正大时代便冉冉升腾了。楷书有初唐的欧、虞、褚、薛，草有放浪形骸的颠张醉素，隶书有大唐盛衰在一人的唐玄宗李隆基，篆书有一生不得其志的李阳冰，行书有“书中仙手”李北海。这些正大气象，烘托出了一个最具时代特征，大忠大义的刚烈之士颜真卿，还有他的继承者柳公权。

　　苏东坡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东坡题跋》）是的，“颜公变法出新意”（苏轼），一种新的书法典范标准，在颜真卿手中得以完成，这是盛唐之音的一声宏响，惊觉后世书家把目光投向盛唐，仰望正大气象的鲁公之书。著名美学家李泽厚针对杜诗、颜字、韩文说：“它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树立了楷模，形成为正统。”（《美的历程》）其所指不仅是艺术审美方面的，而且是社会政治方面的。从而，儒家独尊的局面，继汉武帝之后，掀起又一轮高潮，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中渐聚渐显，最终于宋时形成。中国艺术的“载道”威力，着实让人吃惊不小。那么，对书法这一文人的“闲技”，还能小觑吗？

　　大凡作正大之书者，既有无上智慧，又有光明心地。如柳公权笔谏唐穆宗语：“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乃可为法。”一语双的，于臣理书道都不失其心。所以他能化鲁公而出己意，后人颜柳并称，赞为“颜筋柳骨”，也是自然情理中的事。宋四家苏、黄、米、蔡都是人中豪杰，学鲁公书各得其一面，笔中之正大气象，平添了许多意态。从他们的书中，可以看出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两种心态。现实和理想，得意与失意，在他们的笔中得到调和，不同于以往儒家文人士大夫心态，所以又少了鲁公之书一往无前的精神。这种能进能退的典型心态，几乎被后世的文人和书家奉为圭臬。米芾是个极聪明的率性之人，他常常有离经叛道之举，但又充满矛盾。他时不时还直楞楞地讥评鲁公几句，但仍然是颜书的直接受益者。“一洗二王恶体，照耀皇宋万古。”你看，又把鲁公捧到了天上。元、明两代，似乎找不到和颜书心性对应的人，当然这也与社会趣尚有关。入清而不愿称臣的傅山，还有后来的刘墉、钱南园、伊秉绶、何绍基、翁同龢都借颜书清正了自己的神髓，正大气息，颇能撼人心魄。实际上，明清审美趣尚已向多元化发展，正大一脉，不独囿于颜鲁公影子，周秦金石、汉隶、魏碑，庙堂还是摩崖之书，都为书家所发掘，在转益多师中各人去参心中的佛。虽然于真草隶篆得正大气象者夥矣，但遥望盛唐气象，仍然是高山仰止。

　　书法在当代的复兴和发展不过二十年，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年年都有新气象。一部书法史，韵、法、意、态几乎都尚求遍了，而且还加上了时人所称的趣。但独具美质的正大气象却稀如凤麟。我们进入了新千年，在这个大时代中，若不能产生一批具有正大气象的书法家，对于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大缺憾。（杨清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