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的殿堂里，像在科学的殿堂里一样，居住着三类人：一类人为了面包而艺术，我们一般称之为“工匠”;一类人为了心灵而艺术，我们经常称之为文人画;还有一类人，不是面包的问题，也不是心灵的问题，他们处在特殊的时代，特别是改朝换代、天崩地裂的时代，他们怀着一种强烈的抱负，用艺术表达一种文化取向。

“这种艺术家非常特殊，我认为潘天寿就是这么一位特殊的艺术家。”以上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对艺术家的总结以及对潘天寿的判断。

20世纪近现代中国画四大家之一，这是以往大部分人对潘天寿最直接也最典型的了解。

而今，一场大展、一场研讨会，几乎刷新了所有人对这位艺术家的总体认知，潘天寿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艺术”，而是提升到了一个关乎民族文化自信的高度之上。事实证明，在今天重提潘天寿，恰到好处。

那么为何是在当下?潘天寿之于当下又有怎样的意义呢?或许这正是在潘天寿诞辰120周年之际，值得纪念的意义。
 

与时代扭合在一起的人生

看了吴为山为潘天寿刻的雕像，很多人都说潘天寿不像一位艺术家，更像一位民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人说，如果他去参军，一定是个好将军。

谁说不是呢?很多人只了解他是一位画家，其实对潘天寿自己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而我们还可以认为，他之所以是教育家，是因为他是一个想要救国的知识分子。

“无论是章太炎、蔡元培，还是潘天寿、黄宾虹，他们非常多的都是从中国所谓的旧学问，也就是从那个所谓前现代的学习体系中造就出来的。”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认为，潘天寿拥有百年前学人们“进可以推动社会革命，退可以治百世之学”的情怀和人格，并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潘公凯眼里，父亲潘天寿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知识分子：“潘天寿小时候读私塾，打下了国学底子，少年时代就考上了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江南文科的最高学府。那里集中了夏丏尊、李叔同、经亨颐、刘大柏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是一个传播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据点，我们现在把他们称之为民族主义教育家，他们大多留学日本和欧洲，把西方最新的启蒙思想和科学观念都传输进来，主要课程包括哲学、电学、数学、化学等，所以潘天寿是受过正规新式学校教育的知识分子。”

由此可见，潘天寿的知识结果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传统私塾带给他的传统文化根底，二是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带给他的现代知识结构。

所以他是一个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都很发达的人。这似乎是一百年前文人志士身上的共同特征，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想，那就是救国，一部分选择投身革命，一部分选择教育救国，而潘天寿，属于后者。

选择后者，潘天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说自己没有干事之才。”潘公凯说，潘天寿知道自己不适合搞政治，说话也很木讷，不适合搞革命，想来想去还是选择了画画、教书这样的路子。尤其是受到经亨颐这一代人很重要的思想影响叫作“教育救国”，知识分子把教育救国当成是最为根本的救国方式。这就是20世纪20、30年代知识分子的真诚和可爱。
 

1917年 潘天寿‘浙江一师’时期作文《时势造英雄论》手稿

同时，潘天寿又是跟时代语境紧紧扭合在一起的人，而且从他的孩童时期就已经开始。他虽然生长在沿海偏僻的乡下，那里却是基督教进入比较早的一片土地。

“宁波一带教会跟老百姓相处的并不好，竟然爆发农民的武装起义，武装起义的首领正是潘天寿父亲的同榜秀才。这批武装的农民在被剿灭之前，经过潘天寿的家乡，潘天寿的父亲就以个人明义请这批造反英雄吃饭，几百人人声鼎沸，而正值潘天寿的母亲做月子。母亲因为受到惊吓而去世，父亲也差点因此被清政府处罚。”潘公凯讲述潘天寿从小的经历。

于是，在潘天寿7岁时，就遭遇了东西方文化冲突带来的直接影响，一个孩子就这样被拖进了时代语境之中。所以这一个人的一生，始终在关注着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作为潘天寿的家庭成员，潘公凯直接目睹了父亲在文革前后的经历：“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底色，这是潘天寿成为潘天寿的最重要的因素。”

潘天寿的生活非常朴素，非常简单，他一辈子都像一个农民那样生活着：吃的东西很简单，就是马路边上小摊上卖的烧饼油条。中饭、晚饭喜欢吃炒年糕，炒豆。现在餐馆里还有卖的紫云英炒年糕他觉得是最好吃的。他每天早晨起来都会扫院子。
 

外表的朴素、谦和，但内心却很强悍、坚强，这让潘天寿的情绪并不轻易外露。“虽然他的一生非常坎坷，他的经历和挫折也有很多，压力非常大，但是回到家里却从来都是一句话都不说。有再大的压力他都顶着，顶不住也不抱怨，这一点我感受很深。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人高嗓门说话，我的父亲和母亲从来不脸红，从来不吵架。”潘公凯说，潘天寿性格粗狂、朴实又强悍，但非常幸运的是，他又有非常敏锐的感性，对美的敏锐、对形式的敏锐，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
 

1965年潘天寿在杭州景云村寓所止止室作画

作为艺术家，潘天寿不会因为一己趣味、偏见和私心去挟制艺术史

这样的幸运带给潘天寿最为直接的就是对于绘画的感知力。在艺术创作上，范景中认为，潘天寿显然不是一个形式主义画家，但他在形式方面却极其敏感，极其倾心勘磨，好像是天命授之，又好像是本能所使，形式在他手里，总是高华灿烂，又总是负载了崭新的意义。

“我们从他的形式中能够看到八大、石涛甚至于浙派画家的光彩，有时他的用笔比他们更加雄健更加豪放。可让人神奇的是，他的画面却给人以一种毫不松懈的感觉，同时又有一种细腻的历史感以一种大气深阔的气象磅礴开来。潘天寿决不是在传统中小修小补，而是要继往圣之绝学，开后来之精识。”范景中把潘天寿归为士人画家。

范景中说，从他早期的画中看到吴昌硕、郑板桥、八大乃至宋代画院画家的身影，却又不同于前辈。潘天寿是一位追溯中国传统的杰出画家，他不会因为一己趣味、偏见和私心去挟制艺术史。从这一点看来，潘天寿的胸怀博大、精深。

美术史上说，潘天寿学吴不泥吴，吴昌硕感叹：“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大器也。”
 

松梅群鸽图卷

而从潘天寿后期的作品中，能够明显的看到构图、线条和外来艺术的痕迹。范景中认为，虽然潘天寿提出要与西方拉开距离，但实际上他绝不排斥向西方学习，他的构图和线条都有来自西方的艺术观念。

“潘天寿艺术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些形式上的问题，他不会满足那种游戏遣兴的‘文人画’，他怀有更高的目标：将道德的力量与艺术的质量联系在一起。纵观潘天寿的艺术观念和他的创作活动，我认为，他始终把个人道德修养放在一个比社会伦理更高的位置之上，这正是儒家士人的精义所在。因而，也想借此表达一个自己酝酿已久的观念：潘天寿是学者画家，更是士人画家;就学者画家而言，他是现代的，学院派的，因而也是世界性的，他的画面有种神奇的秩序，就像宇宙论者探索先验的和谐那样，他探索了外延之外的存在;但就士人画家而言，是我更强调的，他不仅用艺术去表达‘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而且他本身就充满了浩然正气。”范景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