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从写真发展到追求意境、意趣,为文人画的孕育准备了土壤。到宋代,一批骚人墨客又以画寄情,借物抒情,遂产生了文人画。
以苏轼、文同、米芾父子等为代表的文人画家主张“以画为心画”,“不求形似”。他们都鄙弃对事务的如实描摹,不囿于传统的画理、技法,以意趣为宗,只凭才情性质信笔挥洒。以苏轼《古木竹石图》为例,画中虬结的古木与丑陋的怪石并非自然界的物像,而是画家抒发胸臆的凭借物,是画家心中的古木竹石。苏轼特别推崇王维的画。他认为王维的画“得之象外”。在苏轼的影响下,唐代诗人王维被后世尊为文人画之宗。“得之象外”也成了文人画家追求的境界。
文人画常以枯木、竹、石、梅、兰及烟云山景等为题材,这些清雅、疏淡的景物宜于文人借物抒情。在文人眼里,梅花孤高,幽兰洁操,秋菊凌霜,竹则有“刚柔忠义”四德,既可以言志,更可以寄情,画竹实即画人。文同画竹为“意有所不适而无以遣之,故一发于墨竹”,可见这是他宣泄情感、遣发胸怀的手段。苏轼说文同作画乃是“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其实他自己也是如此。
宋代翰林图画院推崇诗意画,对文人画的兴起也是推波助澜。宋徽宗政和年间,常以古人诗句作画题,以画取士。这就要求画家不仅要掌握绘画技法,更要确切领会并描绘出诗的意境。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踏花归去马蹄香”;“乱山藏古寺”;“竹锁桥边卖酒家”等。
文人画家工诗善书,常在作画之时吟诗写字,诠释画意,抒发性情,自然将书法融入绘画中,形成个人的特色。苏轼以行草的笔意画木石,文同以草书写竹,杨无咎画梅干则用飞白法。文人画开了诗书画结合的先河,这种画风成为以后中国画的主张,至今仍性而不衰。
来源: 《杭州日报》 作者:杨金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