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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难忘的精神图画
发布时间:2017-03-01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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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小板凳上,花两分钱租赁一本连环画,然后饶有兴趣地欣赏。这是儿时的记忆,却刻骨铭心。

连环画是一种古老的汉族传统艺术,以一幅幅连续的图画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是各种年龄和文化层次都可以接受的一种通俗读物。北方人称之为小人书,南方人的叫法更奇葩些:公仔书、菩萨书、伢伢书。

连环画的历史悠久。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就发现漆棺上有许多“故事”,如“土伯吃蛇”“羊骑飞鹤”等,这些故事都是用一幅幅连续的画幅来描绘的。莫高窟的敦煌壁画中关于佛本生故事,表现手法也是连续的绘画。到了宋代,印刷术发达,连环画自然从石头和墙壁,转入到纸张上。这应该就是连环画的演变过程。及至民国时期,连环画已经成为出版印刷的重要内容。《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名著,都有连环画版本问世。叶浅予的《王先生》、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是这个时期重要的作品,风靡几十年,迄今还被人津津乐道。

连环画真正走向繁荣发达,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底,一本新期刊面世——《连环画报》。顾名思义,这是一本以连环画为内容的刊物,也是连环画界的最高、最为权威的出版物。她一经出现,立即赢得一片喝彩。画刊主要刊登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尽管多从政治上解读一个时期的党和政府的大众方针,但活泼的表现形式却得到了诸多读者的认可和追捧。所以,当时的《连环画报》发行量和影响力相当大。

当然,单行本的连环画受欢迎的程度并不在专业刊物之下,甚至更高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看连环画是国人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那个时期,娱乐生活相对单调、匮乏,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也不像今天比比皆是。许多人接受不了纯文字的读物,特别是学龄前或刚踏入校门的孩子,认的字有限,却又有强烈的求知欲、好奇心,连环画恰恰迎合了这种需要,弥补了这个缺陷,成为相当多人的“挚爱”。一批在今天看来仍很有艺术价值与艺术地位的连环画应运而出。像丁斌曾、韩和平的《铁道游击队》,贺友直的《山乡巨变》,陆俨少的《牛虻》,赵宏本的《白蛇传》,刘继卣的《杨门女将》《朝阳沟》《东郭先生》等,深深教育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印刷数量更是出奇地惊人。10册的《铁道游击队》先后再版20次,印数达到3652万册。

连环画能如此“走俏”,与绘画者的精心投入密不可分。当年许多一流的画家进入连环画创作队伍,并成为领军人物。像程十发、刘继卣、王叔晖,原本都是国画大师,已经是登峰造极,卓尔不群,又参与连环画创作,自然无形中提高了其艺术水准。多年之后,连环画成为收藏品进入拍卖市场,其实更多的人看重的是原创画家的艺术价值和地位,而并非所谓物以稀为贵的连环画本身。

名家置身连环画,另一层原因是稿费很客观。退回若干年前,画家作品的价位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丰厚。本人在西安鼓楼曾看到过齐白石的50年代初期条幅作品,画得十分精美。讲解员解说时告知,当时每幅的收购价只有40元人民币。而连环画,按幅付费,一部作品少则三四十幅,多的近百幅,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稿费不足为奇。画家们也要养家糊口,“移情别恋”便是情理之中了。

“文革”中,连环画跟其他文学艺术一样,惨遭浩劫,人们的精神食粮更加短缺。为此周恩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作出批示,恢复连环画出版。八个样板戏自然是重中之重的题材。但画样板戏,是“政治任务”,不得半点“走样”。作者也是百里挑一,除了政治上信得过,业务上也必须是“尖子”。我的亲戚杨文仁,原山东美协副主席,花鸟大家,17岁就在《连环画报》上开始发表作品,累计创作了上万幅连环画,30岁那年,被选中绘画八个样板戏之一的《奇袭白虎团》。他跟着“样板团”辗转长春、北京等地数月,其间每逢演出他都要选择不同的角度坐在台下观摩,一招一式都按演员的动作画下来。但作品出版时,一分钱稿费没有且不说,署名还是“集体创作”。结果“文革”结束后,出版社要出版“‘文革’样板戏连环画”,打听了半天才找到他本人。

“文革”后,连环画还曾风光过一阵,许多画家打破了以往单一的创作手法。前面提到的杨文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创作的《聂小倩》,选用工笔重彩绘制,四十多幅作品,幅幅都是精到的工笔水墨画。丹青妙笔,如临其境,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这在当时也算是别开生面,影响颇大。

如今,连环画逐步退出人们的视野。但许多人不会遗忘曾伴随一代代人成长起来的,那些比巴掌大不了多少,却蕴藏着知识和智慧的“精神图画”,更忘不了由其带来的那些欢快的岁月和时光。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