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物画近现代发展以来，现实人物画创作是其主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徐悲鸿引进写实手法再到当今中国人物画创作，激流勇进，势不可挡。上世纪初，创新者以革新派画家为代表走出象牙之塔，来到十字街头，将自己投入时代的漩涡，融入水深火热的群众生活当中，使艺术与现实紧密结合，用笔墨表现真实典型的形象。这种笔墨平民化的发展现状在当时是一种潮流，进而推动了中国人物画的现代化进程。此时期产生了诸如徐悲鸿《愚公移山》，蒋兆和《流民图》，石鲁《转战陕北》，周思聪《人民和总理》，方增先《说红书》，刘文西《祖孙四代》，王盛烈《八女投江》，郭全忠《万语千言》等一系列煌煌巨制，连同近年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将现实主义人物画推向高峰。从现象上看，这近百年的现实人物画发展的确欣欣向荣，成果显著，如日中天。然而这时期人物画除了具有接近人民大众，表现现实生活，乐观向上，弘扬主旋律，为“人生”而艺术的特色外，其造型手法均直接或间接地采用西方绘画造型体系，扣扣描描，斤斤计较于形似，追求准确真实地表达人物形象。以形写神，优者形神兼备，气质俱盛，劣者形具神灭，气质全无。这样，“形第一性”就为以后现实人物画的顺利发展埋下了暗礁。

我们先看看近现代大师们的现实人物画创作情况。徐悲鸿(人物、花鸟、动物)，蒋兆和(人物)，吴昌硕(花鸟)，齐白石(花鸟、山水、人物)，黄宾虹(山水、花鸟)，张大千(山水、人物、花鸟)，林风眠(山水、人物、花鸟)，李可染(山水)，潘天寿(花鸟)，傅抱石(山水、人物)，陆俨少(山水)，赵望云(山水、人物)，石鲁(人物、山水、花鸟)，李苦禅(花鸟)。从上述名单中看出，近现代中国画大师最有成就的画科当属山水，然后是花鸟。齐白石、张大千、林风眠、傅抱石、石鲁、赵望云都属于综合成就，这里面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还是古代人物，林风眠是古、现代人物综合，那么在现实人物画领域做出贡献、成为大师的只有徐悲鸿、蒋兆和。

下面举出几位在人物画领域作出贡献的画家，简要说明其风格特色和创作历程，进而试析现实人物画面临的困境。徐悲鸿的贡献在于引进西方艺术造型体系改造中国画，用写实的手法描绘现实人物，毛笔加素描，两方面都较牵强，人物画创作属于探索发端阶段如《愚公移山》、《九方皋相马》。蒋兆和比较深入了一步传统笔墨加素描造型，成功的经典作品是《流民图》、《与阿Q像》，到晚期造型与笔墨呈现衰弱状态。黄胄继承了传统笔墨底蕴减弱了素描塑造形象的方式，在用速写近于写意的笔法描写现实人物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作品富于激情，情感饱满，生命力旺盛。但囿于现实人物形象的普遍造型，显得流于表面，形式语言千篇一律，深度不够，缺乏内美。周思聪在早期用水墨写实手法完成了现实主义作品《人民和总理》、《矿工图》组画之后，由于身体和心境的变化后期转向了彝族风情小品和直抒主观情愫的恬淡静雅、烟雨渺渺的荷花系列创作。赵望云的人物画主要体现在早期的农村写生，是用速写的方式用传统笔墨描写现实人物，真实鲜活。可后来以西部山川和家园作为母题进行新山水画创作，再无独立的人物画诞生。

再单独说说综合成就的石鲁在人物画方面的贡献与转变，石鲁作为长安画派的撑旗人他的人物画创作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早期在延安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从事过木刻版画、连环画、素描、宣传画创作，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来到西安仍用西方类似油画、水彩绘画手法完成中国画创作《王同志来了》《古长城外》，当然引起争议的是，虽然构思开阔奇特但表现手法缺乏中国特色。后来在1956年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的思想影响下和他对中国传统绘画思想认识的逐步深入，笔墨开始趋于传统。这时期创作除了印度写生之外就是举世闻名的《转战陕北》，这幅画手法完全采用了中国画笔墨技法表现了现实主义题材，虽然受到具体环境和形象的限制，但构思奇特，意境深远，笔墨与内容结合得比较完美，甚至语言也有新的创造。再后来从六十年代的小景写生作品中看出对自然、物理、中国画史画论和自我的认识越加清晰，并产生《学画录》中一系列个人独特的、高标的中国画理论建树“以神造型”论等，明显直接影响到他的人物画创作。这时期除了完成把中国画笔墨语言的表现与现实的重大历史题材相结合并具有极强表现性的巨作《东渡》之外几乎再没有创作什么现实人物画力作，有部分人物写生作品也在寻求气韵生动、逸笔草草、笔减神全的这种格致，而大部分精力投放在山水画创作中。到七十年代更是彰显个性自由和中国画笔墨精神，以神造型，以心写形，抒写胸中逸气，主要创作文人式山水和花鸟画，极少再有人物画创作。

还有两个人物，王子武现实主义人物画创作是继蒋兆和之后又一高峰，他把中国画笔墨和西方造型手法结合得很完美，可后来也停止了现实人物画创作而全力转向了花鸟画。李世南作为石鲁的学生从事过短暂的现实主义人物画创作和写实人物画写生，后来虽然一直创作人物画，但多取材佛道仙释，巫妖艳术，表现性写意性极强，可谓满纸烟云，心随笔运，取象不惑。

综上所述，现实人物画创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没落现象和艰难的发展轨迹呢?

现实人物画存在着天然局限

首先是题材的现实性，现实是无底洞。就像毕加索说的：“有太多不同的现实存在着，若想拥抱全部的现实，你会掉入黑暗之中。”也就是说生活本身不是我们表现的内容，艺术的表现应该是生活的体验，一种独特的个性的、内在真实的生命体验，说透彻是在表现自我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一种情感的宣泄，精神的放达。而具体的真实的现实存在千变万化，持续演进和生命翻翻覆覆，如果钻进现实世界的长河将长期作为忠实的历史记录者永无抬头是岸仰望蓝天凭心驰骋的时日，而这样的现实真实就会成为人物画家的绳勒。另外，人物形象的具体性，很大程度约束了中国画笔墨的发挥，按一种单一的科学的西方绘画造型方式去制作，形是似了，神没了，我没了，心没了!“固未及于风神，尚汲汲于形似”(唐裴孝源)。中国画对笔墨的规范和要求派不上用场，笔墨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内涵丧失了(传统笔墨经过历史的沉淀有其特定的审美内涵)，笔墨精神和情感得不到体现。因为形的限制，就算用不同的方法去塑造，最终的典型形象在形式上还会雷同，同有千篇一律和概念之嫌，实则同传统的逸笔草草，不重形似的概念化人物造型有异曲同工之处。再者，现实人物画情节、叙事的特性也禁锢着画家的理想浪漫情怀，像一部纪录片一样娓娓道来，人们欣赏的是形象、是真实的情节，缺乏抽象因素和颠覆世界的主观臆想让欣赏者审美空间受到限制，想象思维得不到扩展，精神开放性审美不能延续。事实上，在大自然中从生命的诞生到人类活动的离奇变故，甚至怪诞荒谬的现象表明不都是人定胜天。宇宙仍然很神秘，具有无限丰富性和不可知性。而现实是丰富的，情节又是具体的，中国画的本体语言在这里滞后，创作者麻木不仁地在描述着生活故事，未能在创作过程中“以意造”或“以意命笔”(苏东坡)，像匠人绘制图表，索然无味，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受到遏制，安得“忘其所以”(明·冯梦龙)、“蹈乎大方”(庄子)。

传统文化的感召

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思潮跌宕起伏，艺术观念不断嬗变，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实践者开始追本溯源寻找中国画艺术精神核心及总的规律和特征。中国两千年的写意史，从先秦到魏晋到隋唐美学直接影响了中国画发展始终，经久不衰，老子的“道法自然”“似不肖”，庄子的“逍遥游”“不形而神”， 笔墨托于形而不囿于形，有形则弊，《淮南子》的“不累于物”，这种“崇神”、“尚意”、“轻形”在中国画论思想史上是毋庸置疑的主流意识。而具体如实地描绘现实人物形象有悖于中国画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独特的笔墨表现和追求。经过千年积淀的笔墨传统底蕴根深蒂固，有极强的传承性，顾恺之的“人心之达”，重于人性自由精神的表达，寻求个性，发挥自己，在骨子里追求精神的美，也就是黄宾虹关于绘画的“民学”说，是每个追求艺术本质和崇高境界的艺术家所向往的。近百年的人物画创作经过时代变迁，摸爬滚打，人们开始反刍传统，回归传统，复归大道。

即使这样，近百年来在面临多重学术困难的现实人物画创作环境中，仍然有诸多前辈大家不懈努力，探索实践，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如同戴着脚镣的舞者，有痛苦，有尴尬，有迷茫，同时在严格的限制中获得点滴自由也得到极大欣慰。他们解决矛盾，改造笔墨，拓展思维，极力在现实人物画创作中获寻自由与浪漫，前程茫茫，长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