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眠中国画《思念》，上海中国画院收藏。“仕女”系列是林风眠“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重要艺术实践。他笔下的仕女，或坐、或立、或卧，各具情态，在典雅的色泽、流转的线条以及表现性和抒情性的融汇中，洋溢着生命的娇艳和活力。这既基于林风眠的人生感悟和情感意向，也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艺术审美的理解，充分展现了他在艺术创作中对中国汉唐意境、民间艺术，以及西方古典与现代艺术的融合与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又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这些精神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吸收外来优秀文艺成果，创造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学为体的吸纳

包括美术在内的一切文艺创造，都与各个民族人民的现实生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有紧密的联系。各民族的艺术风格和形式语言，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各有其独特的面貌。各民族之间通过友好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又获得自身文艺新的生长点。具有数千年悠久传统的中国美术，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牢牢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与人民大众的生存状态及社会理想息息相关；在对外交往中，中华文化既无私地向其他民族贡献自己的成果，同时又以宽阔的胸怀吸纳其他民族的经验，来推进本民族艺术的创新。一部中华文化艺术史，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汉唐时期我国文明通过中亚地区与世界交流的丝绸之路，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20世纪以来，我国人民奋起追求民族独立、统一和富强，文化艺术肩负着配合社会进步的崇高使命。在这个过程中，西学东渐，西方美术的引进，对我国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其艺术观念和实践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所借鉴，但也因为当时国人对艺术如何走向现代尚未有清晰的认识，许多人误以为西方写实艺术高于我国传统绘画，曾一度使中国画受到压抑。经过人们认真思考和反复研究，中国画的发展终于找到了相应的对策：一方面适当借鉴西方绘画的写生法、写实的造型以及色彩、光影技巧，做中西合璧或中西融合的努力；另一方面鼓励中国画画家面向自然，深入生活，发掘传统中国画的潜力，克服清末以来文人画萎靡不振的复古风气，在“以古开今”的探索中重振雄风。

在处理中西美术合璧、交融或结合的问题上，美术界一些引领风气的先驱人物都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并在艺术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近现代中国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影响最大的徐悲鸿、林风眠和刘海粟，都积极提倡中西合璧的方针。徐悲鸿在“五四”运动前后发表的《中国画改良论》中明确指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林风眠把融合中西当作美术运动的目标，他为国立杭州艺专拟定的标语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刘海粟主张：“一面尽力发掘我国艺术史固有之宝藏，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艺术，所以旋转历史之机运，冀将来拓一新局面。”蒋兆和、傅抱石、李可染、关山月、石鲁、黄胄等，均不同程度地从西画中吸收养分，为中国画表现语言增添了新元素。20世纪传统文人画大家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继承中国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传统，从金石篆刻、书法或民间艺术中吸收营养，结合写生，为拓展传统中国画的表现力作出了重要贡献，文人画的传统得到了有效继承和发扬。与此同时，从西方引进的古典油画，经过我国几代艺术家的艰苦探索，也在中华大地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与中国绘画的写意技巧交融，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20世纪中西合璧的美术创造，是在探索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完善的，在某些时期免不了受到激进主义思潮影响，忽视对传统的继承，产生过偏差，但其代表人物的优秀作品决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用西方观念与技巧改造了中国美术，或是失去了中国特色的“不中不西”，而是以我为主的借鉴和吸收。西方美术造型技巧被融入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体系，用来表现中国的人和事，适应了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值得我们自豪与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