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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绍良:跟着书画鉴定大家张葱玉学鉴藏
发布时间:2015-06-17 文章来源: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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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葱玉在鉴定北宋徽宗《池塘晚秋图》卷时,除了考虑到笔墨特征之外,“这纸似乎是曾经上过粉的粉笺”也是参考依据之一。
 
张葱玉在鉴定北宋徽宗《池塘晚秋图》卷时,除了考虑到笔墨特征之外,“这纸似乎是曾经上过粉的粉笺”也是参考依据之一。

北宋曾巩的书法《局事帖曾是张葱玉的收藏。

北宋曾巩的书法《局事帖曾是张葱玉的收藏。

  张葱玉从时代风格解读,认为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南宋《金明池争标图》这件作品应为南宋时画院画家临仿张择端原作而来。

 
张葱玉从时代风格解读,认为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南宋《金明池争标图》这件作品应为南宋时画院画家临仿张择端原作而来。
 
朱绍良:跟着书画鉴定大家张葱玉学鉴藏

张葱玉早年照片。

采写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在二十世纪中国书画鉴定领域,张葱玉是传统方法的集大成者与现代书画鉴定奠基者、公认的中国书画鉴定界当代泰斗。在他之前,千百年来传统的中国书画鉴定研究呈现出零散而多样的面貌;在他之后,中国书画鉴定研究有了系统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终于进入了现代学科领域。张葱玉的古画鉴定意见被后人奉为圭臬,他为国家抢救流失海外文物的决策之举,被世人赞誉有加。

去年10月,为纪念张葱玉诞辰一百周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承前启后 一代宗师——张珩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其中收录有青年收藏家、鉴定家朱绍良所著“我读张葱玉”系列文章共十篇,记述了张葱玉传奇的生平,研究了张葱玉书画鉴定的方法。

日前,朱绍良来到广东省博物馆参加“融熙文化艺术大讲堂”讲座,他认为,张葱玉先生的这些鉴定方法在今天依然指导着我们的书画鉴定工作。

从版本目录学开始学习收藏

张葱玉名为张珩,字葱玉,浙江南浔人。他的祖父张石铭是著名的收藏家,号适园主人,著有《适园藏书志》。家学渊源是造就张葱玉书画鉴定成就的第一推动,他“五岁开蒙读书,家塾中即以书画幛壁”,自幼跟随祖父从版本目录学开始学习收藏。

朱绍良介绍说:“大凡师习古籍善本的人士,都要具有渊博的知识,张珩就是从这里汲取了雄厚的国学基础。古代书画收藏,还是在舅公庞元济影响下,拥有版本目录学的超人条件,在书画收藏领域一发不可收拾,称雄于大江南北。”

朱绍良说:“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是后来而上的书画鉴定三大体系代表人物,谢老以‘望气’为主,主要注重书画的神韵,笔墨水平;启功以‘学术’鉴定著称,遵循文献理论及著录;徐邦达以鉴定‘技术’闻名,强调书画的材料、装帧、款识、印章。葱玉先生是集大成者,所谓三大鉴定流派,都是从先生鉴定思想分派而出的。历代书画收藏家不计其数,而体系完整质量上乘的屈指可数;书画鉴定家不胜枚举,都是以经验、流传、著录为主,以科学方法综合鉴定却无出其右;书画鉴定理论家著书者多,将书画鉴定提升到一门学科却无他人。这些全赖社会时代进步所致,博物馆的形式将书画展览及研究公开化,全球性拉网式鉴定,也是成就一代书画大家产生的必然结果。”

朱绍良在古书画鉴藏方面也深受张葱玉先生的影响:“2009年11月23日2:00北京保利秋拍夜场之《尤伦斯夫妇藏重要中国书画》专场中曾巩书法作品《局事帖》以1.08亿元成交,令所有收藏家瞠目结舌。仅仅一页信札,大不过盈尺,却拍出过亿元天价。缘何北宋曾巩的书札,能有如此高的价格,只因,此幅作品是张葱玉收藏,大家对先生的收藏格外青睐。”

据朱绍良透露,从作品的收藏印发现此幅作品确实源于鉴定泰斗张葱玉之手。后因赌博,被现代收藏家鉴赏家谭敬出千,输掉了所有身家,北宋曾巩的书法《局事帖》便是其中之一。这件作品随后被谭敬带到了美国,于1996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50.85万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451.91万元)被著名收藏家尤伦斯夫妇买下。2009年北京保利秋拍中,曾巩《局事帖》估价为1200万元至1800万元,不料以1.0864亿元成交。历时13年,增值23倍。

基础:

鉴定古代书画仍以风格辨析为主

张葱玉在任国家文物局文物管理处副处长,以及国家文物局“三人书画鉴定小组”时,经常要到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去指导工作和鉴定书画。在此期间,他也会为一些博物馆的书画鉴定和管理人员上课或作演讲。我国第一本专论鉴别方法的著作《怎样鉴定书画》就是根据这些演讲整理成书的。

这本书的记录者、整理者、校对者后来均享鼎鼎大名——薛永年、刘九庵、张圣福、王世襄和启功。首先发表于《文物》月刊1964年第三期上,之后曾于1966、1981、1986、1991、2011年等出版或再版,被誉为古书画鉴定学的“里程碑”之作。

后来,王以坤、徐邦达、杨仁恺等人关于古书画鉴定学的著作,均间接或直接地受到了《怎样鉴定书画》的影响和启发。因为在古书画鉴定学上,张葱玉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学术框架和理论提纲,而后人所需做的只是将之进一步的完善、细化和补充而已。

该如何辨别书画的真伪呢?张葱玉认为,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是作品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绘画的时代风格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密切相关。

以写字为例,“宋以前人写字,席地而坐,一手拿简册,一手悬肘挥写。后来用高桌子,手和臂的姿势以及执笔的方法也随之而改变。再后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不同时期的考试规定,对书法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明代规定虽要写小楷,但书体还未限制。由于写小楷笔锋活动的范围有限,手指握管离开笔毫的距离变近了,手臂也随着贴着桌案。清代试卷道康熙以后更为严格,要求行行齐整,字字匀称,划平竖直,又光又圆,于是连手腕都挨着桌面了,形成了所谓馆阁体的书风”。

因此,张葱玉建议从事鉴定的人不妨将书画的时代分一分段落,而他自己是这样划分的:唐、北宋、南宋、元、明早期、明中期、明晚期到清初、康雍到乾隆初、乾嘉到道咸、同光到民国初年。分期就相当于贴标签,更方便归类和认识。

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更容易判断。由于每个人的思想、性格、审美观点、习惯、工具都不同,导致表现内容和方式都存在差异,更容易为人辨别。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鉴定者有一定的笔墨修养,自己能够写字和画画对鉴定有很大的帮助。

参考:

印章题跋等特征可作为辅助依据

鉴定古代书画的辅助依据则包括了印章、纸绢、题跋、收藏印、著录和装潢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先说印章,张葱玉先生认为,“印章是文件上的证明物,是‘取信于人’的东西,书画家用以表示确属自己的创作,鉴定家用以表示自己的鉴别,都是相当郑重的。”但是,由于印章会磨损、替代,而且“印章本身比使用印章的书画家寿命长”,导致后人得到这些印章后可以用来作伪,以及画家有时印章多而乱,造成了依靠印章评判作品真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书画凭借纸绢而存在,纸绢对鉴定之重要自不待言”。时代不同,书画家使用的纸绢也可能不同,并且艺术家往往有自己青睐的材料,如“米芾喜用一种黄色纸,刘墉、梁同书等人喜用腊笺等”。了解这些特征,也可以作证书画鉴定。朱绍良介绍说,葱玉先生在鉴定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徽宗《池塘晚秋图》卷时,除了考虑到笔墨特征之外,“这纸似乎是曾经上过粉的粉笺”也是参考依据之一。

张葱玉将作品上的题跋分为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人的题跋和后人的题跋。题跋多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又或考证它的真、表扬它的美”,往往能增加后人对作品的信任。但也存在“真古画而配以别人的伪跋或伪古画而配以别人的真跋”、“画家自己的题跋真而作品却假”的情况,需要鉴定者格外留心。

张葱玉鉴定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所藏董源《平林霁色图》卷时,除了笔法构图之外,特别提出“由于图中住宅之中,有凹形土炕(转圈土炕),是女真人入关后的特点,故此时代为靖康之后,元以前作品。

至于收藏印,显然对书画鉴定是有帮助的,一则将历代鉴赏家的印章按时代顺序排列,能帮助理解传世经过;二则“几位鉴定家如梁清标、安歧眼力特别高,凡经这二人盖过鉴藏印的书画,绝大多数是精品”;三则“收藏印可以为作品的下限年代提供可靠的依据。假如一幅画有赵佶的收藏印,就可以确定最晚也是北宋”。但依靠收藏印鉴定也与前述依靠印章鉴定书画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然后是著录,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画册出版。著录的形成是因为“前人对于看过或收藏过的书画,往往写成记录,编为专书”,“对鉴定室很好的参考材料”,但“各种著录书撰者的水平、时代、地区、方法等都不相同,应当弄清楚每种著录的性质和特点,才能更好地利用”。

最后是装潢,“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证据”。朱绍良自己刚开始学习古代书画鉴藏时就是借助了《石渠宝笈》这部乾隆年间皇家大型书画著录的“指南”。但他也提醒说,过分依赖这些辅助手段,有可能会错失佳品。例如一幅北宋易元吉《獐猿图》卷,与另一幅同位画家的《聚猿图》同为珍品,而且《獐猿图》的笔墨水平更佳,但是仅仅因为《聚猿图》有元人钱选的题跋,而《獐猿图》没有,就历来被轻视,这是很可惜的。

进阶:史学、民俗学、建筑学等知识的积累也有助于书画鉴定

朱绍良常说,古代书画鉴定是一门谁都可以学、然而越学越觉得博大精深的学问,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这种积累不仅是指大量观看真迹原作,也包括古代史、美术史、民俗学甚至建筑学等门类的旁征博引。

张葱玉鉴定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所藏董源《平林霁色图》卷时,除了笔法构图之外,特别提出“由于图中住宅之中,有凹形土炕(转圈土炕),是女真人入关后的特点,故此时代为靖康之后,元以前作品。”对此,朱绍良评论说:“通过读阅葱玉先生鉴定意见,可以看出先生的学识广泛,民俗知识丰富。经过对女真人生活历史考证,得出结论确实如此。”

在对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南宋《金明池争标图》的鉴定中,以前有观点认为这件作品是张择端早年所作——也就是画过《清明上河图》的那位。但张葱玉从时代风格解读,认为这件作品应为南宋时画院画家临仿张择端原作而来。朱绍良则从建筑学的角度佐证了这一论断。

朱绍良为搞清楚两宋建筑物的风格异同,查阅了崇宁二年建筑官书。李械(字明仲)受命于王安石而著,成书于元佑六年,终于在崇宁二年正式公布《营造法式》也称《崇宁本》。《金明池争标图》的殿堂与《营造法式》殿堂八铺作双槽式重檐歇山顶殿堂样式区别很大,栏杆钩窗型制上也不同。

“其实,两宋建筑明显的区别,就是北宋建筑外立面上没有一处可拆卸的格子窗。例如:马麟《秉烛夜游图》、李嵩《观潮图》,这些很明显是南渡以后,因地理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建筑式样。因此,南宋画院的画家,很难向北宋画家那样身临其境,写实绘制这类建筑画。经过这番论证,葱玉先生的鉴定意见终于得到科学的验证,诸多史学、画学、建筑学、风土人情变化都是区分绘画时代的要素,在这些领域上先生能准确发现真相,足见先生的学识卓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