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定陵水晶羊首带钩
 

明定陵碧玉龙首带钩
 

明定陵金镶宝石白玉带钩

带钩，即带扣。古人用之连接束腰，一头有钩，一头有钮，功能相当于现在的皮带扣，也可悬挂囊袋、装饰品等。带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春秋战国时期趋于成熟，汉代发展至鼎盛。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加方便、坚固的鞢带逐渐取代了带钩的使用。此后日益衰微，直到元明清三朝再次兴盛。带钩作为衣饰的一部分，它的制作往往十分精美，造型多种多样，所用材质不限，玉石、金属、骨、木等现较为多见。材质珍贵、制作精良的带钩常常与古人尊贵的身份地位相关，在实用功能减弱后，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收藏赏玩的对象。虽然带钩也为民间常用品，但贵族、士大夫所用仍是时人主要的关注点。

继元人恢复了对带钩的尊崇后，明人沿袭了这一风尚，只不过此时带钩的赏玩之意远远超过了它的实用性。各项材质中，玉带钩所受关注最多。玉温润莹泽，自上古时期便被赋予了道德、礼法。“君子比德与玉，行则必配”“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先人教诲，此时仍被士大夫遵循。玉带、玉金圈、玉插、玉带钩等饰物成为他们赏玩、雅好的对象。明晚期赏玉之风的盛行，带动了玉带钩的制作与收藏。同时，玉石材料本身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经过能工巧匠的加工后，收藏价值进一步提高;再者玉材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限定，可象征拥有者高贵的身份地位。今出土、传世的晚明时期带钩中，玉石材质的数量较为突出，如北京十三陵定陵出土的3件玉带钩、苏州虎丘王锡爵墓出土的玉带钩等，各地传世带钩也以玉质最为常见。另外，晚明玉石材料较为易得，或进贡或贸易，西域玉石流入中原地区，未进内帑者，文人士大夫争相收藏、赏鉴。

晚明玉带钩型制具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大量使用动物、植物造型，如琵琶形、螳螂肚形、条形、圆棒形等，这些造型基本来源于上古时代。高濂指出，“若指南人蚩托轴辂饰诸具，弁星蚩牛环、螳螂钩、辘轳环、螭彘、蟠螭环、商头钩、双螭钩、玉套管、璩环、带钩、拱璧，皆王侯舆服之饰也。”(《燕闲清赏笺》上卷)又屠隆、文震亨等提出，“古铜腰束绦钩，有金、银、碧瑱嵌者，有用兽为肚者，皆三代物也。有羊头钩、螳螂捕蝉钩鏒金者，皆秦汉物也。”(《长物志》卷七·钩)由此看出，晚明玉带钩蟠螭、螳螂、羊头等兽形纹样，皆是仿上古而作，另有花草纹样装饰的带钩则是元朝之遗风。晚明玉带钩造型尤以龙首蟠螭组合常见，龙首带钩具有双脚后抿、双眼突出的特点，蟠螭的头多呈三角形，额头较宽，尾巴分卷，钮矮而贴体背。明定陵出土的3件玉带钩可视为晚明时期的代表作，其中两件为龙形玉带钩，一件为羊首形玉带钩，器物材质分别为金镶宝石玛纳斯碧玉、金镶宝石白玉和水晶三种。两件龙首玉带钩有别于他者之处，是在龙首、钩身上镶嵌各色宝石若干，钩身以红宝石、蓝宝石、透明宝石进行装饰，龙首则镶嵌祖母绿。宝石下面均为圆棱形金托，托底有两孔，用于穿金丝与带钩上的对穿孔连接。另外一件羊首水晶带钩，钩身布满云絮状杂纹，似是羊毛般附着羊身。用料之考究，制作之精良，是晚明其他玉带钩所不及的。

晚明玉带钩做工以粗朴见长，不及宋元精致而仿古韵味浓厚。时人对制玉多有评价。他们推崇秦汉“双钩细碾，书法卧蚕”制玉之雅，批判宋工制玉之拙，认为“其取用材料亦多，心思不及”。张应文总结“三代秦汉人制玉，古雅不烦，无意肖形而物趣自具。若宋人制玉，则刻意模拟，虽能发古之巧，而古雅之气已索然矣，特其取用材料多，人心思所不及。”(《清秘藏》论玉)晚明既视秦汉之玉为典范，则仿古、伪造者定然有之。时吴中巧匠仿汉宋之意琢制螭瑰钩环，玉料多用苍黄杂色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制作以假乱真，高价贩卖。高濂则评：“孰知今人所不能者双钩之法，形似稍可伪真，钩碾何法拟古?”可见，晚明仿古玉，形可以伪乱真，但却不得钩碾之法。

关于玉带钩的尺寸，晚明文人著作中也有说明。“汉钩、汉玦仅二寸余者，用以束腰，甚便。稍大则便入玩器，不可日用。”(《长物志》卷七·束腰)从现存实物来看，大部分汉玉钩的尺寸在二到三寸之间，也有三寸以上者，但为少数。晚明玉带钩三寸以上者较多，明定陵出土的3件玉带钩尺寸均在3.5寸左右。此外，屠隆在《考槃馀事》中提到钩“自一寸以至盈尺，皆可用”，高濂同论“古铜腰束绦钩甚多，有盈尺长者，其制不一”(《燕闲清赏笺》上卷)。或可推论，超过一尺(10寸)的大钩是存在的，不过材质多为铜，且功能也产生了转变。

晚明带钩除去束腰、赏玩的功用外，也可作为悬挂器具使用。屠隆有记，带钩“斋中以之悬挂壁画，挂剑及拂尘等用，甚雅”(《考槃馀事》)，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同样论及。如此，盈尺长的钩更便于安置室中，悬挂画、拂尘、羽扇等器物。晚明收藏器物功能的转化是常有之事，例如魏晋挥麈以清谈，晚明文人则于斋中悬挂;古钱原为货币，晚明文人则悬挂杖头作为装饰。如此种种，尚不能一一列举。究其原因，晚明文人收藏古董，反对“什袭而藏”，认为应做到“用物之物”。

玉带钩的收藏、使用者，不外乎皇亲国戚、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对玉带钩的使用、把玩，间接反映了晚明尚物的时代风尚。而这种闲雅之情始终以文人阶层为代表，南宋赵希鹄便有明确阐述，“明窗净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取古人妙迹图画，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佩玉，不知身居尘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洞天清录》)，何况晚明。正是有这些幽人、韵士的推崇，晚明赏物、著书蔚然成风，但观点相差无几，甚至言语不差分毫。即便如此，却也不失为直接了解晚明文人生活的途径，可谓由一隅得以窥全景。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