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是荷兰人的设计图样，最著名的是梅里安（Merian）依据欧洲植物和动物图册中的图形设计的图样，以及普隆克（Cornelis Pronk）专门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设计的中国人物图样。普隆克的中国人物图样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阳伞仕女”或“仕女水藻”图样，仕女手持阳伞，施青 花、铁红和金彩，原图1734年绘成，颇受欢迎。绘饰此种图案的瓷器分别在中国、日本和欧洲加工，由它衍生出的别种图纹和仿制品则持续至19世纪，后来也 出现于欧洲自制瓷器上。第二种是“四博士”图样，1734年完成，翌年开始分别烧制青花和釉上彩瓷器。这种纹饰的受欢迎程度比“阳伞仕女”纹略逊。第三种 是“三博士”图样，在“四博士”图样基础上的改编之作。第四种是“庭院人物”图样，青花和金彩描绘庭园里的人物。此图样是普隆克设计的第四种款 式，1737年完成，1739年起送往中国并施于订制瓷器上。普隆克还设计过其他一些中国人物纹饰，以赭墨、铁红、绿、黄、金彩绘饰，常见于六件一套的盘 子。另有一种普隆克式边饰，在盘子的八片开光内分饰日本趣味浓厚的人物纹和水禽纹。普隆克设计的中国人物图样是典型的“中国趣味”，亦即欧洲人想象中的带 有欧洲人生活情态和生活理想的中国人形象，色彩搭配则又有明显的“伊万里”风格影响。

18世纪后期，欧式图样的种类日益丰富，做盘子边饰的有七彩纹饰、欧式花朵纹饰、矛形纹饰、锁链纹饰、带形纹饰和几何线纹饰，另有灰色装饰画加 金彩纹饰，还有无边饰仅有盘心纹章的式样。有一种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较受欢迎的费兹修（Fitzhugh）图样，得名自一个从事中国贸易的英国家 庭，其特征是四块嵌板式格子围绕中心一枚圆形奖章，格子里有花朵和中国艺术的常见象征物。此种风格图案可用于边饰，也可用于完整图案。

市场导向：欧洲人的再加工

有些类型的中国纹饰或日本纹饰，在抵达欧洲后会被再加工，或出于风格考虑，或出于经济考虑，或为了易于保存，或为了调整图案以迎合人们的态度变 化和适应人们对国内瓷器或进口瓷器的需求。这类在欧洲二次加工的珐琅彩瓷集中出现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设计形式多样，质量参差不齐。

二次加工的方式之一是增加金属添加物，通常是金制或银制，并施珐琅彩。附加这些金属底座、喷嘴或把手后，瓷器的功能也可能被改变，可以从装饰物变为实用物，比如一个瓷人可以变为一支烛台，但也可以从实用物变为装饰物。

二次加工的另一种方式是加绘图案。欧洲画师不仅在中国进口瓷器的空白处加绘，还在已有纹饰处重叠绘饰。这样做时，欧洲人喜欢选择当前流行的图案 设计。通过这种再加工，原本可能因为图案不讨人喜欢而滞销的瓷器可以被卖出去，或者瓷器上原有的瑕疵可以被掩盖。欧洲人有时在进口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上加 绘漆画，漆画的图案则又模仿萨克森选帝侯强者奥古斯都收藏的日本瓷器上之漆饰。

1700年起，荷兰人开始在中国瓷器和荷兰自产的德尔费特陶器上加绘日本柿右卫门（Kakiemon）风格图案。柿右卫门风格对中国瓷器影响甚 微，但自问世之日就受到欧洲人欢迎。柿右卫门瓷器得名于日本有田（Arita）一个陶工家庭之名，该作坊1685年前后开始烧制陶瓷，其产品以质量高、形 式优雅、纹样不对称著称。该种瓷器的纹饰可谓中日合璧，它采用的许多纹饰如花鸟、风景、动物来自中国，但产生变异以适合日本人的审美口味，如它通常仔细安 排纹样布局以留出空白空间，而不是涂满画面。柿右卫门式样的色彩特征是，以釉上彩方式混施铁红、绿、蓝、黄、蓝绿等色珐琅彩，而较少突出某种颜色。柿右卫 门瓷器是进口瓷器中较为昂贵的一类，所以是富裕人士热衷收集之物。欧洲画师也在中国青花瓷上加绘釉上红彩、绿彩和金彩以表现伊万里风格，玫瑰彩风格同样被 仿制。

几个欧洲国家的瓷器画师在加绘风景画和花卉图样时，都喜欢同时采用西式风格和想象中的“中国趣味”，有时会融合一点中国青花瓷上的原始图样，于 是中国的青花图样成为某种新式彩色图样的一部分。白色德化瓷的奶油色泽在增绘金色装饰之后可大大提升效果。阿姆斯特丹是加绘中国瓷器的中心，英格兰在18 世纪初到19世纪也是这方面的佼佼者，有不少家工厂。其中1750—1780年间的詹姆·吉尔斯（James Giles）工厂的现存作品显示其图案风格通常是精美雅致的花卉、蝴蝶与昆虫，并喜用玫瑰彩。

除了绘制，欧洲工匠还可以通过用于玻璃加工的轮雕刻法在中国珐琅彩装饰上进行装饰，制造出白色与珐琅彩的繁复对比效果。在外销瓷生产过程中，中国、日本、欧洲彼此复制 对方的风格，往往发生数次风格混合，制造出不少美丽与罕见的制品。但这么做不是出于艺术原因，而是出于经济原因，如果制造者认为某种式样或某种纹饰在特定 市场受欢迎，他们就生产这种类型。

亮丽与酸楚：今日之反思

大航海开辟了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的通道，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双方及其商贸方式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瓷器贸易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也不仅仅是 一种经济行为，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感受异国情调并形成对该国印象的最直接、最有效、最普遍的方式莫过于接触异国商品。自欧洲人发现了东亚，大量 中国商品输入欧洲，不仅改变了欧洲人一些生活习惯，也成为欧洲人认识中国的第一窗口，还滋长了“中国趣味”，这种流行于18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充满异域情 调的独特艺术品位。外销陶瓷就是传递这种中国趣味的代表性商品之一。

明清时期中国瓷器的大量外销，是传统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一抹晚霞。这个时期，中国对于欧洲的瓷器销售，规模巨大。但是，除却艺术品位之外，瓷 器外销中最丰厚的利润却是欧洲商人获取的。欧洲商人从接订单、到运输、销售，各个环节赚的钱，远远超过中国厂家仅仅在生产环节所赚的钱。中国成为西方厂家 的打工仔。

更值得反思的是，到了18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好的瓷器、最贵的瓷器，也不全是中国产品。比如说，上面提到的日本生产的柿右卫门瓷器，就是欧洲进口瓷器 中比较昂贵的一类，也是西方富裕人士热衷收集之物。原因就在于日本厂家是家族企业，世代制瓷，发挥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地不断改进自己的技艺，比较明清时代 的官府控制的制瓷业（御窑不计成本，但徭役制度落后；民窑缺乏资金投入，技艺提升受到限制）更有优势。

而在欧洲本土，掌握了陶瓷制造技术之后，逐渐地发展出高档瓷器，完成了从简单进口到模仿，直至走上创新之路。欧洲一开始就走了一个生产高档瓷器 的路子。原因在于，只有质量高档的瓷器，才有丰厚的利润；有了丰厚的利润，才能在产品研发、高素质技术工人薪酬和销售服务方面，有更大的投入。反观中国产 品，一味迎合欧洲商人所出的低价，利润很薄，产品质量无法提高，使得中国产品一直保持在低端位置。

比如，广州画工依据欧洲图样制作的定制瓷器，常常有错误或变形之笔，纹章图样的错误之处尤其常见。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画工技能较低或者不够仔细， 因为荷兰商人付的钱太少，使广州画工和技术工都没有动力精益求精。18世纪以后，欧洲进口中国瓷器，不再是为了质量，而是为满足数量。德国迈森18世纪最 早在欧洲生产瓷器，此后不断提高工艺，迈森瓷厂的瓷器，号称“瓷中白金”，至今是世界最昂贵的瓷器之一。

1793年9月，马戛尔尼来到中国时，献给乾隆皇帝的礼品中，就有著名的英国韦奇伍德（Wedgwood）工厂生产的碧玉瓷。这家公司成立于 1759年，所制瓷器，号称世界精品，一直得到英国王室和上流社会的喜爱。敢于向瓷器的故乡进献瓷器，可见马戛尔尼对于英国制造的自信。中国瓷器的外销 史，不仅是亮丽的，也是酸楚的！值得我们今天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