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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学岭南派 光辉何时再起
发布时间:2016-07-05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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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越王“文帝行玺”金印

  ■黄牧甫 花好月圆人寿

  ■黎简篆刻 长毋相忘

  ■黄士陵 古槐邻屋

南越国自镌的数十方官印和封泥,如金质龙钮印“文帝行玺”、金质龟钮印“右夫人玺”等,印文虽属缪篆或小篆,仍以田字格为主流,承继秦汉风格。

汉后至唐宋,玺印出土,并不多见。及至明末清初,广州成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经济日渐发达,文化渐趋繁荣,文人雅士辈出,更吸引了众多印人纷纷入住 岭南。一方面文人介入篆刻,使得篆刻从实用印转到了艺术趣味的追求,另一方面,经济发达,人们富足,对自己实用印章的要求也越发提高,使得这一时期的岭南 篆刻艺术有了一定的发展。再加上翁方纲、伊秉绶、阮元、吴大澂等学者型官员对金石学的推崇,使得岭南篆刻氛围一时无两,这时候出现了袁登道、张穆、黎简、 陈沣等篆刻学者。

而真正改变岭南篆刻局面的,是晚清的黄牧甫,他被誉为晚清印坛上的一位开宗立派的篆刻大师,影响后人众多,被誉为印学“岭南派”的灵魂人物。

其后,民国岭南印人以蔡守为最,并紧跟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印人,包括易大厂、简经纶、谈月色、丁衍庸、黄文宽等。

暨南大学教授谢光辉在接受收藏周刊采访时称:“印学‘岭南派’的光辉持续了将近一百年,可以说,文人篆刻的最后一道光辉,就在岭南。”

然而,随着新时代的交流日益频繁,地域流派特征逐渐多元,目前的岭南印风将如何走向,将是岭南印人面临的共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