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七忆“八七会议”

一代伟人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 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密切相联。1927年夏，他作为党中央秘书，筹备并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第一个来到开会的地方，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他最早 进入会场，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只开了一天，他却在那里整整呆了六天，他所作的工作为会议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起了重要作用。“八七会议”是邓小平第一次参加 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因为这次会议是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新起点，所以邓小平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建国后，他 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的方式，七次回忆“八七会议”的有关情况，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忆“八七会议”

因为“八七会议”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 的，会场临时使用，会后不留痕迹。因此有关这次会议的许多情况没有文献记载，留下许多谜，给后人研究带来一定难度。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 馆举办《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展览中把“八七会议”说成是在九江召开的。周恩来总理看后，指出“八七会议”不是在九江开的，而是在武汉开的。随后，湖北 省博物馆根据文化部文物局的指示精神开始在武汉调查“八七会议”会址。

他们请来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哥哥杨葆青 （1927年中央机关在汉的许多办公房屋是他经手租用的）。但是，由于会议高度保密，杨葆青也未能找到会址。当年筹备“八七会议”期间，邓小平与瞿秋白、 杨之华夫妇同住在汉口德林公寓（现天津路与胜利街交汇处），所以杨之华就去询问邓小平。邓小平对杨之华说：会议是在苏联顾问洛卓莫夫家里开的。这是建国后 邓小平第一次谈到“八七会议”。虽然简单，但他肯定会议是在汉口召开，明确了开会地点是在苏联顾问家里。

二忆“八七会议”

“文化大革命”中，对“八七会议”的研究和对 会址的考证曾一度中断。1972年，武汉市文物部门继续做这项工作。为了弄清会议的基本情况，他们拟了一份征集提纲送到北京。同年9月，邓小平收到中共中 央办公厅转来的这份提纲。此时的邓小平已被谪居江西新建。9月22日，他亲笔写了一份回忆材料回答所提问题。在这份材料里他写到“关于党的‘八七会议’， 当时我是党中央秘书，是参加了的。当时由于汪蒋合作反共，白色恐怖严重，所以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他还回忆了到会人员，怎样进的会场，代表 们的吃住情况，会议由谁主持，主要内容是什么等等。对记不清的问题，他明确写到：“我不记得了。”这是他第一次笔忆“八七会议”。虽然事隔45年，但是记 忆大部分是准确的。这份珍贵回忆材料与后来陆定一的回忆相互印证，对会址的最终确定和会址的复原起了重要作用。

三忆“八七会议”

就在邓小平亲笔回忆“八七会议”之 前，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来信作了批示，之后周总理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 小平解除监督，恢复党的生活，安排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72年11月13－14日，邓小平参观了井冈山革命旧址。14日，在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厅，他边走边看，就像回到了当年。当看到“八七会议”会址的照片时，他不由自主地反客为主，向身边的陪同人员介绍起这次会议的有关情 况。介绍完后，他还对“八七会议”作了高度评价：“‘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农民暴动，举行秋收起义，号召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同国民党反动派作 坚决的斗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邓小平的生动介绍给在场的人们上了一堂令人难以忘怀的党史课。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八七会议”。

四忆“八七会议”

1978年，武汉市文物部门为了更准确地再现 “八七会议”历史，将复原的会场拍成照片，送请邓小平审定。此时邓小平已是第三次复出，恢复了党政军领导职务，工作十分繁忙。3月25日，时任武汉市革委 会副主任兼文教办主任的邓垦向在京筹备八七会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转达邓小平对复原陈列方案的意见。邓垦说：昨天我见到小平同志，请他看了八七会址复原的照 片。根据他的回忆，参加“八七会议”的人员是分三批进入会场，由交通员带进去的，一次不能人多。办事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他是最先去，最后走的。 到会只有二十多人。他说当时武汉很热，都睡地铺，开会时甚至连门都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他强调说：搞这个纪念馆就是为了革命传统教育，宣传会议解决 了什么问题，完成了什么历史任务。复原要体现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邓垦还转达了邓小平对会场布置及桌子、凳子等具体问题的意见。

武汉文物部门根据邓小平的回忆，并参考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复原了会场，并遵照邓小平关于办纪念馆的指示精神，举办了辅助陈列。1978年8月7日，“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正式对外开放。

五忆“八七会议”

1978年8月9日，一份人民日报编印的《情 况汇编》放到邓小平的案头。这份《情况汇编》的“理论宣传动态”栏目刊登了题为《“八七会议”到底在那里开的？》的文章。为了弄清史实，有关人员请邓颖超 同志阅。邓颖超批示道：“据我知道是在汉口开的。邓小平副主席和李维汉都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人，向他们核实一下就明确了”。随后，人民日报将《情况汇编》 和邓颖超的具体意见报送邓小平。邓小平于8月9日在人民日报的来函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只能肯定是在汉口原法租界一幢一楼一底的小洋房里开的，哪条街几 号不记得了，可能李维汉同志回忆得起。”这次回忆仅涉及到会址。他再次提到会议是在汉口原租界的洋房里开的，并提供了李维汉了解情况的线索。

六忆“八七会议”

1979年10月，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 《党史陈列》在禁闭了13年之后重新开放。在举办这个陈列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说明历史，反映历史的真实，拟增加两件重要展品。一件是“八七会议”参加者 名单；一件是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这两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都极其重要，究竟哪些人参加了，当时史学界还未搞清楚。中国革命博物馆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 附上初步掌握的名单，请他帮助鉴定。信是1979年9月11日发出的。当时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工作很忙，工作人员以为他不一定有时间来处理这样的具体问 题。想不到9月17日批复就下来了。邓小平亲笔写道：“参加遵义会议的名单是确切的。‘八七会议’名单，大体差不多，我也记不清楚了，可能李维汉知道清楚 些，他当时是中央秘书长，似乎也参加了‘八七会议’，可问问他本人。“工作人员如获至宝，多年来搞不清楚的两件重要史实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