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文言文一般是不用标点符号的，古代读书人首先要下“句读”的功夫。其实，古代的外国人也不用标点符号。新式标点符号，只是五六百年前出现并推广使用的“新事物”。

　　中外古代基本不用标点符号

　　中国古代的文字里，有标点符号吗?

　　应该说，有，但是不常用。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典籍中，大多数是不用标点符号的。

　　不用标点符号，不等于说不用断句。这个断句，是要读者自己来做的。因此，古人非常重视断句训练。《礼记·学记》记载：“一年视离经辨志”，即学生入学一年就要考核“离经辨志”的能力。所谓“离经”，是指离析经文文句，也就是断句;所谓“辨志”，是指辨解文句内容。

　　其实，离经和辨志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标点文言文的过程就是提高阅读能力的过程。标点有误，反映出对原文的理解必定有错误。只有反复考察原文，弄懂原文的含义，才能正确地标点断句。

　　古人把阅读文章的断句功夫，叫作“句读(dòu)”。私塾老师教授学生时，红笔断句，学生水平提高以后，不需句读，就能够通读文章。句读的基本原则就是“语绝为句，语顿为读。”即语气结束的地方为“句”，用圈来标记;没有结束的文句叫作“读”，用点来标记。古人常用“可圈可点”一词，赞颂某位历史人物的功业。

　　我国也有一些古代的典籍，在抄写出来或印刷出来的时候，就把句读标出来了，这是说我国古代也有标点符号的原因。但是，这样的标点符号很不规范统一，随意性很大，而且使用得也很少。

　　其实在古代，不光中文没有标点符号，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也都没有标点符号。为什么古书都没有标点符号呢?学者梁文道先生曾给出过这样有趣的解释：

　　古代书的产量是很低的，市面能找到的书的种类也很少。罗马帝国时代一年只能出产一两百种书。中世纪末期有个欧洲最博学的学者——他一辈子也只看过800多本书，所以古人的博识与今天是不一样的。大家都说孔子很博学，但那时候有几本书呢?古人讲究的博学是深读，用英文说就是一两百本书放在你面前，可能是你一生要读的书了，所以要慢慢读、一个字一个字读，读完再读，一遍遍体会字里行间的意思——很快读完，以后没得读岂不很痛苦?

　　古代为什么没有标点符号?因为他不需要读那么快。标点符号的流行只是近两三百年间的事情。标点符号是怎么诞生的呢?它其实是一个商业行为的结果。五六百年前，欧洲出现了古登堡印刷术，书籍出现并成为最古老的工业产品，进入市场成了商品。出于成本考虑，印刷商也就是书商就想做大量印刷来摊薄成本，于是他们发明了标点符号，让书变得更容易读、读得更快。这还不够，还要分段。

　　古人的书是没有分段的，也没有章节。今天我们看《论语》，一篇与另一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卷只是物质上的单位，竹简不够了，再换一卷继续写。中国古代的书是这样，印度、阿拉伯、欧洲的书也是这样。印刷术出来之后，出版商才开始给书籍做段落篇幅的划分。

　　新式标点符号是新文化运动一部分

　　我国现在通用的标点符号，是在我国古代的“句读”“圈点”等标点和符号的基础上，再引进西方国家的一些标点符号，经过百余年的使用改造融合而成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外国的技术，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西洋标点便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

　　清末的外交官张德彝，是我国第一个介绍西方标点符号的人。张德彝祖籍福建，汉军镶黄旗人，同文馆英文班学生，曾先后八次出国游历，每次都留下一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体裁的闻见录。同文馆是清政府为培养洋务人才而设置的一所近代外语学校。张德彝随浦安臣使团出使欧美，1868-1869年写出《再述奇》(今名《欧美环游记》)记述了他在美、英、法三国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见闻。其中有一段对西洋标点符号的叙述，是我们见到的最早介绍西洋标点的文字。

　　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新式标点符号著书立说的人，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严复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很了解中西文化的某些差异。1904年，他在所著的《英文汉话》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些新式标点符号，这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而大张旗鼓地号召在社会上推广使用标点符号，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为主要内容的书面语革新运动，有不少文章、书信提到了使用标点的问题，开展了使用新式标点的讨论，在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7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字改良观》，提出了在文章中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主张。《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喉舌”，自创刊之日起，一直坚持使用新式标点符号。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对新式标点符号的创制实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留学期间，胡适曾先后担任《学生英文月报》《留美学生季报》等刊物的主编，同时还进行了一些学术著述。1914-1916年他曾在日记中多次记下自己对创制新式标点符号的设想，这些日记先在友人中传阅，后来收入《藏晖室札记》。1915年8月，胡适应《科学》杂志之约，作《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凡三昼夜始成，约一万字”，全面阐述了他对句读及文字符号的理论思考，并且进行了符号的实际创制。1918年胡适在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对这套符号进行增删改易，使之成为我国第一部国家颁行的标点符号方案的雏形。

　　1919年4月，北京大学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胡适六教授，联名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提交《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大会议决通过。1920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这一议案。训令指出，议案内容“远仿古昔之成规，近采世界之通则，足资文字上辨析义蕴、辅助理解之用”，并转发所属各校“傅备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