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自行车的发源地，天津的名字从来就与“飞鸽”联系在一起。1950年，新中国第一辆全部自行设计制造的自行车在天津自行车一厂出生，取名“飞鸽”。在自行车成为中国人普遍交通工具的过程中，“飞鸽”与上海的“永久”“凤凰”出尽了风头，被称为中国三大自行车品牌。

    “六五”“七五”期间，天津市政府先后投资2.4亿元，对“飞鸽”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自解放以来到1980年代末，以“飞鸽”为领头羊的天津市自行车产业累计上交国家利税60多亿元，是天津市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当年的技术工人，现在的技检部长赵志国回忆：作为“飞鸽”的工人，他们享有一项赢得社会普遍羡慕的福利：在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他们每人每年可分到一张购买“飞鸽”的票券。在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被称为中国家庭“三大件”的年代，这张票太珍贵了，经常是早早就被亲朋好友预定：“我明年结婚，你那车票千万给我留着！”

当时的婚礼，一辆崭新的“飞鸽”往往便是女方的全部陪嫁，赢来阵阵艳羡。许多人因实在弄不到一张购买自行车的票券，只能自己想方设法收集自行车的零件，自己“拼”一辆。

    1988年，包括另一个著名自行车品牌“红旗”在内，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都集中到“飞鸽”名下，成为3万多人的“飞鸽集团”。这是计划经济时代，“飞鸽”辉煌的最顶端：国有资产占全市自行车产业份额100%，年产量661万辆。1989年2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访问。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他，并赠送他们夫妇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作为“国礼”。从此“飞鸽”顺利进入美国市场，它还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物资之一。

    顶点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飞鸽”作为大型国有企业，靠的是两大法宝：政府指令下的银行贷款，和包销全部产品。几十年来，“飞鸽”基本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绿色。

    天津大学企业战略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和金生领衔的一篇论文形容当时的“飞鸽”：“保守、狭隘、自大、唯我独尊”，“具有鲜明的国企特色”。原因是“企业不直接面对市场和顾客，所要做的就是听从行政命令进行生产”。

    政指令对“飞鸽”的负面影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初现端倪。如果把吉利汽车的标识取下，换成宝马的车标，以图让一辆汽车的售价提高，行吗？

    当然不行。然而，这种类似的行为并不是假设，而是现实。“飞鸽”和“红旗”当年就曾在政府指令下，做过这样的违心之举。原因仅仅在于，一辆“飞鸽”的价格比一辆“红旗”要多二十块钱。

    可以想象当时的尴尬场面：服从领导，移交了技术资料、设计图纸，“飞鸽”人心怀不满，认为抢了自己的市场；“红旗”人也不情愿，便宜耐用是当时的26型“红旗”一大卖点，该车素有诨名“不吃草的小毛驴”，走俏于农村市场。自己的品牌要被取消，谁乐意？

    两个厂面临同样的工作任务：厂长给副厂长做思想工作，副厂长给车间主任做思想工作，车间主任给车间副主任做思想工作……

    两个工业品牌的统一，谈何容易。需要改图纸、改模具、改车床，何况还是两个定位、市场都不一样的品牌。由“红旗”改成的“飞鸽”很快被民间称为“假飞鸽”，进而连累了整个“飞鸽”的销售。“永久”“凤凰”趁机抢占市场份额……

    其时为1986年左右。改革进行了一年多，被迫中止。“改革是失败，但是当时也有好处。谁得了好处？政府。”当时的集团总经理萧庆源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他试图从积极的角度谈那次改革的意义：天津市当时正是加紧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期，资金极度短缺。“红旗”改“飞鸽”，当时的确增加了一些销售收入。这笔多出的钱，自然作为利润上交，用来修建了天津市的中环线等几条重要公路。

十几年后，“飞鸽”人因工厂衰落，他们的退休金、医疗费长期被拖欠。没有人能料到这样的后果。

1990年代开始，席卷全中国的体制改革扩展到了自行车行业。政府这才发现，自己已经逐渐扶不住这个庞大而附加值极低的产业了。从1990年开始，天津市轻工业局向民营企业大量发放自行车临时生产许可证，另一方面减少乃至停止对自行车产业的投资，并将这一行业认定为“国有资产退出的行业”。

在这种形势下，众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迅速加入自行车行业。可怜当时的“飞鸽”基本上只会制造26、28两种车型，连中国女性的普遍选择——24型号的自行车都极少。要改个车型，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有个比方：河冻冰了。咱们回去开动员大会，开始设计冰车。人家民营企业直接拿个冰爬犁往上一放：五毛钱一位；结果发了。等咱们明年把冰车做好了拿来，河都化了。”一位当时的“飞鸽”高管说。

    截至1998年，飞鸽集团溃不成军，连续5年亏损，累计达3亿多元，人员大量流失。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利用“飞鸽”走出去的技术、管理人员，步步做大。天津市一位区长说了一句话：“一只鸽子掉下去，千万只麻雀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