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共建“最后一纳米”创开放共治新空间

　　互联网改变生活，改变社会治理方式，哪怕是在写过“从前慢”的木心的故乡乌镇。

　　在乌镇，3000多名“乌镇管家”行走在古桥上、小巷中，问民情、录信息、解纠纷……当地人自称：北京有“朝阳群众”，乌镇有“乌镇管家”。土生土长的乌镇人田文荣便是其中之一。

　　他用“乌镇是我家，我是大管家”十个字来表达对自己这个身份的认同感。“慈云路778号后面窨井盖破损、环河路杨木桥两处桥面立柱掉落……”这些看起来“鸡毛蒜皮”的事儿都被他记录在笔记本中。

　　和田文荣一样，“乌镇管家”们利用自己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致力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一旦发现问题，他们便通过“乌镇民情”微信公众平台、“乌镇管家”热线、“平安浙江”APP等多种渠道上报给村委会、乌镇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等。

　　诸如此类，在浙江，近2万名乡贤活跃在古城绍兴，广泛参与村里、社区的各项事务，实现基层自治;拥有10万青少年注册用户的湖州“萌警团”，搭建了警方与社会各界联手的“桥梁”;以“红袖章”风靡G20杭州峰会的“武林大妈”，在走街串巷中树立起了平安志愿者的形象……

　　当新型科技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时，浙江也不忘强化社会组织和群防群治力量在平安建设中的作用，把社会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最后一纳米”，“共建共享”不再只停留纸面。

　　拥有国际小商品市场的浙江义乌，今年9月就推出了一款名为“同年哥”的APP，热心平安建设以及公益活动的群众，只要在手机上通过“同年哥”进行实名注册，便能成为一名平安志愿者。

　　义乌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同年哥”APP有“我要爆料”“民生服务”“我的网格”“志愿活动”等六大主功能版块，几乎涵盖了义乌平安建设中的点点滴滴，实现了百姓与平安建设的无缝对接。

　　中央党校教授金江军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是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渠道，是实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重要途径。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辉忠也表示，浙江要以开放性架构和市场化机制吸纳社会力量、破解治理难题，推动从政府一元管理到社会协同治理，形成多样化治理模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人网合一”助社会治理通往善治新境界

　　无论是尝试网上调解打开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突破口，智慧司法打造公开透明的阳光司法体制，还是透明厨房计划，宁波镇海全国首个智能化道路运输安全监控平台……

　　在浙江社会治理与互联网全面而深度的融合中，浙江人的“智慧”身影随处可见，浙江勇做弄潮儿的创新精神也正体现得淋漓尽致。

　　曾几何时，执行法官为了查“老赖”的财产，要到处跑到处找，不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

　　针对执行难的难点，浙江法院人开足脑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借力互联网、问计大数据，改变以往“登门临柜”式的传统执行方法，用微信曝光、信用惩戒、“点对点”查控等方式，构建出一套“智慧执行”新模式，整合互联网平台上的信息，让用户寸步难行，真正触及到“老赖”的痛点。

　　浙江省高院执行局副局长裘茂金介绍，这些数据涉及电商、社交、游戏等众多平台，关系到人们购物、饮食、物流、娱乐等方方面面的信息，“老赖”想再玩失踪可没那么容易了。

　　网上信息留痕，“老赖”无处藏身。诸如此类人与互联网互动融合的浙江社会治理实践案例不胜枚举，并深刻改写着浙江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毫无疑问，互联网+让浙江的社会治理能力领先全国一步。值得点赞的是，浙江模式不仅善用互联网，也坚持“善治”原则。

　　著名学者俞可平就提出，社会治理的理想结果是“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在“互联网+出租房管理”中，浙江台州路桥把一个村庄当成了虚拟旅馆，房东是服务员，通过微信平台、出租房二维码登记住户信息，让小二维码发挥大安全作用;义乌的“同年哥”APP也成为政府与百姓及时交流沟通、互动解决社会问题的信息平台，市民在其中既担当民情信息员、网格监督员，更是发现案源、反馈问题的“眼睛”和“触角”……

　　开放合作管理、透明动态便民……借人智，借互联网，浙江正在创造独属自己的社会治理方式，也正走在“善治”的路上。

　　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袁家军在不久前结束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也表示，浙江的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法治建设的日渐完善和社会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乘“互联网”之风，“枫桥经验”也将与时俱进，再塑社会治理的浙江新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