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成本创新”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符合宏观经济规律;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竞争战略必须是创造价格/价值优势，而不是依靠低工资，只有这样，才能抵御劳动者收入增加造成的成本压力，也就是说，只有这种竞争优势才能在中国逐步走向繁荣的过程下得以持续下去。

　　杜赫格和布拉德舍对苹果公司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出色地得出了这一结论;饶有趣味的是，这一结论竟然是由美国人做出的。

　　对于杜赫格和布拉德舍的分析研究，英国《周刊》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给出了恰当的总结。这篇文章有一个自我解释性的标题“为什么苹果公司在中国制造iPhones(和其他各种产品)”。文中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有哪些美国缺少的东西?”，接着给出了答案：

　　太多了。中国有更多中等水平的工程师，有更灵活的劳动力供给，有瞬间就能加速生产的庞大工厂，中国还向科技型企业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现在，整个供应链都在中国。”苹果公司的一位前高级管理人员曾对英国《泰晤士报》杂志说过这样的话。“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对门那个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钉?那个工厂离这儿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你要的螺丝钉有点不一样?那得等三个小时。”

　　杜赫格和布拉德舍具体说明了中国的决定性优势不再是低工资：

　　学者和制造业分析人士认为，劳动力在技术型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很小，雇佣美国劳动力也不过相当于每个iPhone的费用增加了65美元。鉴于苹果公司每个手机的利润往往高达数百美元，从理论上说，即使在本国生产也能给苹果公司带来丰厚的收益。

　　但进行这种计算⋯⋯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美国制造iPhone 所需要的绝不仅仅是雇佣美国人，而是需要改变美国和全球的经济。苹果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认为，苹果公司之所以将其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外，是因为具有该公司所需技能的工人太少，或具有足够速度和灵活性的工厂太少。

　　上述现实决定了苹果公司的生产战略。

　　杜赫格和布拉德舍以苹果公司怎样应对iPhone中一个具有潜在破坏性的问题为例，形象地分析了中国的优势。这个事件有助于形象地说明中国的真实竞争优势，现将其详述如下：

　　2007年，距决定iPhone上市前一个多月，乔布斯先生将几名副手召集到一个办公室中。几周来，他的衣兜中一直装着这款手机的一个样品。

　　乔布斯先生愤怒地举起他手中的iPhone并将其置于恰当的角度，以便在场的人都能看到塑料屏上的数十道划痕——当时在场的一位人士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接着，他从裤兜中拿出一把钥匙。

　　他说，人们把手机放在衣兜中，也会把钥匙放在衣兜中。“我不想卖这么不禁划的产品。” 他绷着脸说。唯一的办法是用不会被刮花的玻璃屏。“我要换成玻璃屏，而且要在六周内做到完美。”

　　一位高管离开会场后，立即预订了前往中国深圳的机票。乔布斯先生要求完美，他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中国是这位高管的唯一目的地，其原因在于当乔布斯先生要求尽快换成玻璃屏时：

　　多年来，手机制造商一直不肯使用玻璃屏，因为玻璃屏要求的切割和研磨精度很高，这非常难以做到。苹果公司选定美国康宁公司生产大面积的强化玻璃板。要将这些玻璃板切割成数以百万计的iPhone 显示屏，就需要找到一家有空余生产能力的精密切割厂，数百块供试验用的玻璃，一批中等水平的工程师。单是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就要花一大笔钱。

　　苹果公司的问题用下文所示的方法得到了解决：

　　一家中国工厂发来了投标书。苹果公司的人员前往这家中国工厂实地考察时，厂主正在建新的厂房。经理说：“这是为了预备你们真的把合同授予我们。”苹果公司的一位前高管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这家工厂的仓库里堆满了准备随时向苹果公司免费提供的玻璃样品。厂主委派的工程师随时听苹果公司调遣，几乎是免费服务⋯⋯“这家中国工厂最终揽到了这批活儿。”

　　达成合同后的iPhone生产情况是：

　　苹果公司在最后时刻重新设计了iPhone显示屏，这家工厂只好对其装配线进行彻底检查和改造。新的显示屏样本在将近午夜时到厂⋯⋯这家工厂在96个小时的时间内每日生产1万个iPhone显示屏⋯⋯“他们的速度和灵活性令人瞠目结舌，” 这位高管说，“没有一家美国工厂比得上他们。”

　　没有任何一个案例显示中国的优势体现为低工资。中国的实力在于其技术和管理能力较高，可确保生产环节的低成本、高速度和高度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