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界面】

　　光明日报记者 刘坤

　　“双11”刚过去不久，“双12”又来了。不少消费者依然按捺不住“买买买”的冲动，有的到电商直播间挑选了一款扫地机器人，有的去商场试穿并购买了一双心仪的运动鞋，有的囤了一大堆美食……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以质量品牌为重点，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鼓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

　　专家认为，我国消费正在回暖，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升级趋势，居民消费需求更加多样化，对商品和服务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目前我国依然面临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收入水平抑制消费、消费侵权等诸多消费“堵点”。

　　当前，我国消费还面临哪些“堵点”?如何打通这些消费“堵点”，畅通国内大循环?本版日前举行了学术指导座谈会，邀请业内专家来“支招”。

　　1.海淘受年轻人青睐 应增加高端产品供给

　　【案例】

　　“90后”消费者“果粒”平时喜欢海淘，经常会购买一些国外的时尚服装、化妆品、运动装备和智能产品等，如果她觉得淘到的东西好用，还会推荐给自己的闺密、同事。“果粒”说，自己并不是热衷于购买国外的商品，而是因为有些喜欢的东西在国内买不到。与国外高端产品相比，国内一些产品在设计、技术创新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希望未来国产商品的质量会越来越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依绍华认为，我国作为生产制造大国，生产供应能力的强劲优势促进了消费市场供给侧从短缺到宽松的结构性转变，将居民消费推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价值创造能力相对较弱，对引进技术的依存度较高，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精加工、附加值高的产品占比偏低。同时，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不高，尚未形成针对不同消费层次人群提供差异化的供给方案，造成“整体供给能力强，但有效供给能力弱”的局面。

　　在北京市顺义区菜鸟物流仓库，一名工作人员在摆放货物。新华社发

　　“在服务领域，餐饮等传统的生活服务业仍占较大比重，新兴服务产品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依绍华说。

　　依绍华建议，增加商品和服务种类，加大新型服务消费供给，鼓励新型服务发展，拓展消费空间;在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加快分级，实现精准化定位，鼓励企业分级定价，按照不同档次，提供多层次商品和服务，满足不同群体需求;增加文化娱乐设施，包括影院、书店等硬件设施，扩大文化商品供给，丰富文化生活内容，增加演唱会、文化演出等文娱活动，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看来，目前，我国高端产品生产能力有限、供给不足，以及居民对高端产品的消费力不足等问题并存。但相对而言，高端产品供给不足问题更为突出，特别是在产品质量、品牌、设计等方面存在短板，贴牌、仿制产品较多，无法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今后应增强设计和研发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提升传统产业高端化水平。

　　“优质教育、优质健康养老医疗服务是刚需消费，未来很可能会成为消费新的增长点。”高宝华说，要增加相关优秀人才供给，促进优质教育、优质健康养老医疗服务等消费提质扩容，补齐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短板，解除老百姓的隐忧。要以优质公共服务为支撑，优化、延长教育、健康医疗的产业链条，并可因地制宜，适度市场化、产业化，满足不同消费人群的多样化需求。

　　2.“不精打细算怎么行” 促进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案例】

　　家住山东农村的刘涛是当地一家民营企业的员工，工作十多年了，现在每月工资只有几千块钱，平时生活很节俭。“我儿子已经上学了，女儿也很快要上幼儿园，都要花钱，还要赡养父母，我的收入只有那么多，不精打细算怎么行呢?”刘涛说。

　　居民的收入水平直接关乎消费水平。

　　“居民收入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没有收入就没有能力进行消费。”依绍华说，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依法调节高收入。

　　依绍华表示，目前，我国农林牧渔、水利、居民服务及建筑业等行业工资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而这些行业关系到国计民生，是宏观经济中的基础产业，建议提高这些传统行业工资水平，改善从业人员待遇，增加上岗补贴和福利，从而扩大其消费能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学工介绍，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反映居民的购买力。2019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为43.4%，与主要国家的水平相比偏低。另外，我国收入分配中再分配力度较小，基尼系数在世界上属于较高水平，抑制了消费倾向。

　　孙学工建议，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居民实际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继续开展重点群体增收计划，加快健全面向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劳动者的收入激励机制。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探索降低创新型劳动所得税税率。支持灵活就业，将零工就业平台纳入就业补贴政策范畴。

　　“要畅通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渠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孙学工说，推进就业、教育、医疗等领域改革，减少人口在地区间流动的制度障碍。促进就业创业公平，破除劳动力、人才市场壁垒和歧视性政策规定。保障新落户和持有居住证的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得以落实，使更多家庭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文认为，数亿农村转移人口向市民转变，会创造出巨大的消费市场。随着普通劳动者工薪水平提高，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提高，我国总消费中的家庭消费能力将会不断提升，消费内容也会不断升级。同时，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养老、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供给增量提质，我国消费内循环会更加顺畅。

　　上海洋山港集装箱码头。 新华社发

　　3.防止房贷等挤出效应 为居民消费留出更大空间

　　【案例】

　　不久前，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的王女士终于攒够了首付，贷款350万元，在海淀区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我现在每个月还房贷的压力很大，不能乱花钱了，平时买衣服也都是注重实惠，不像以前那样一味追求品牌了。”王女士说，大城市住房成本高，就算不买房，租房子也要花不少钱，消费难免会受到影响。

　　“高房价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孙学工说，住房贷款增长较快，带动居民杠杆率较快上升，对消费影响明显。今年三季度末，我国居民贷款规模为61.45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其中，中长期消费性贷款(主要为房贷)同比增速最高，达到20.8%。据中国人民银行测算，房价上涨所导致的居民杠杆率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将下降约0.3个百分点。

　　一直以来，住房消费广受社会关注。“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专家认为，要坚决贯彻“房住不炒”的定位，坚决遏制住房价格上涨，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为居民消费留出更大的空间。

　　孙学工表示，要有效减轻中等收入群体负担，缓解焦虑，提高消费意愿。比如，逐步调整社保筹资结构，缓解工薪阶层缴费负担较重的状况;促进基础教育校际差距缩小，降低择校激励，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进一步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城乡医疗救助托底、大病医疗保险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大医疗保障特别是重大疾病保障力度，降低家庭医疗支出负担;加快健全养老服务支出分担机制，加大财政在养老领域的支出力度。

　　4.“大数据杀熟”等频频出现 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现象】

　　今年以来，直播带货火爆异常，场景不断丰富，“货架”上的商品也越来越多。据商务部监测，仅上半年全国电商直播就超过1000万场，活跃主播人数超过40万，观看人次超过500亿，上架商品数超过2000万。与此同时，流量造假、商品质量差、“大数据杀熟”等关于直播带货的负面新闻也频频出现。

　　在高宝华看来，当前，我国消费环境的“短板”“堵点”依然较多。比如，餐饮、家政、美容美发等生活性服务消费良莠不齐，规范化、标准化、品质化水平仍待提升，部分商家的信誉较低，相关配套设施体系不够完善等。

　　“一些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制约着消费市场健康发展。”依绍华说，由于监管体系不健全，虚假宣传等商业欺诈行为仍然存在，尤其在电商平台促销过程中，随意调价现象时有发生。另外，由于维权程序复杂，举证过程冗长烦琐，消费者维权成本较高，影响了消费质量。

　　依绍华建议，要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特别是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消费环境。加大商业环境治理，维护好市场秩序，提高市场监督检查频率，提高消费满意度;在三线以下城市增加大型综合性购物中心设施，并对现有商业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改善购物环境;鼓励各类连锁商业企业渠道下沉，提高服务质量。

　　专家表示，要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权、公平交易权等，健全高效便捷的投诉举报处理和反馈机制，全面开展消费投诉公示，构建规范的市场消费环境，让群众“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90后”“00后”人群消费观念相对新潮，是消费升级的主力人群，但有的消费观念不合理，存在过度消费甚至是攀比现象，有的则是“月光族”或“啃老族”。

　　“要引导不同人群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特别是引导‘90后’‘00后’理性消费，从而促进消费升级。”高宝华说。

　　孙学工表示，要增强消费者可持续消费的意识和社会责任，在全社会形成适度、理性、科学的消费氛围，鼓励和支持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消费活动，以消费活动的可持续来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5.部分消费需求被抑制 建立消费友好型市场环境

　　【案例】

　　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的张炜，非常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他已经连续5年参加小客车个人普通指标摇号，但遗憾的是一直没能中签。“现在的政策向新能源指标倾斜，汽油车指标越来越少，中签率更低了，我打算改为申请新能源指标。”张炜说。

　　孙学工认为，当前，我国消费领域仍然存在较多管制与政策干预，医疗、教育、文化、养老、育幼等领域的进入壁垒仍较高，抑制了消费需求的释放。

　　“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在孙学工看来，这意味着政策思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建议，可参照国际经验，探索推进汽车购置税并入汽车消费税改革，避免购买环节重复征税加重消费者的税收负担，在两税合并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调整汽车消费税税率。

　　孙学工表示，应正确认识消费升级趋势下部分群体高端消费需求的客观性，以引导健康发展取代限制性措施，合理满足高端消费需求，不能“一禁了之”。准确把握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趋势，研究完善消费型社会治理机制。要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建立消费友好型发展环境。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统筹推进体制机制设计和政策安排。建立国家级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加大消费者司法救济。

　　“要改善营商环境，激发新消费发展动力。”依绍华说，要降低市场交易的摩擦成本，放松和解除不合理的管制，降低企业市场进入与退出的壁垒，保护公平交易、公平竞争。在财政补贴、税收政策和金融信贷等方面对企业一视同仁。加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为新消费发展提供助力。重点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开放，加快推进服务领域新业态发展，加大高质量服务产品供给，优化服务产品供给结构，更好地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

　　依绍华表示，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及其配套制度体系，及时更新知识产权保护内容，覆盖新出现的侵权现象和侵权行为，提高模仿行为违法成本，从而激励更多企业加大研发力度，运用创新成果提升现实生产力，更好地激发新消费潜能。

　　“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实物型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实物型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消费升级趋势明显。”赵文说，未来，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创新体制机制，放宽市场准入，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