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王道成

1、圆明园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又一高峰期的杰作

圆明园在北京西北郊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是清王朝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而且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又一高峰期的杰作。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平定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三藩叛乱之后，中原地区100多年中没有发生过大 的战争，人民群众得以休养生息，人口迅速增加。在中国

本网责任编辑李刚先生与王道成教授（右）在一起历史上，汉朝的人口，最多时是5000万；唐朝的人口，最多是8000万；清初是5000万；但是，到了乾隆六年（1741年），增加到1亿4千多万，乾隆末年，更增加到3亿。生产的粮食能养活3亿人口，可见清代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外国的学者对乾隆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占全世界的32％，比全欧洲生产的粮食还多。另一种是，占全世界的24％，差不多占1∕4。中国的工业（主要是手工业），也是世界领先的。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全世界的工业生产，中国占32％，整个欧洲只占27％。也就是说，英、法、德、俄等国加起来还赶不上一个中国。根据以上的统计，18世纪中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世界第一。当时，全世界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只有10个，中国就占了6个，即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广州，其他的4个是伦敦、巴黎、江户（东京）和伊斯坦布尔。由此可见，康雍乾时期的大清帝国，不仅是经济上最繁荣的国家，在城市发展上也是最快的国家，是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清王朝的财政收入也与日俱增。据史料记载，顺治一朝，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一岁所入，不足供一岁之出。”顺治九年（1652年），刘余谟在《敬陈开垦方略疏》中说：“钱粮每岁入数1485.9万余两。出数1573.4万余两，现在不敷银87.5万余两”“终世祖之世，岁支常浮于入。”康熙年间，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并不宽裕。所以，康熙大力提倡节省。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在一道上谕中说，“钱粮支用太多，理当节省，否则必至经费不敷。”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积累，乾隆即位的时候，户部库存银已有3000余万两，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更增至7000余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两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认为，“泉货本流通之物，财散民聚，圣训甚明，与其聚之于上，毋宁散之于下。”而他散财的方法，就是大兴土木。所以，乾隆年间，北京出现了一个建设的高潮。乾隆在《日下旧闻考》的《题词》中说：“余临御四十余年，凡京师坛庙、宫殿、城郭、河渠、苑囿、衙署莫不修整。”为了追求“山水之乐”，乾隆对苑囿的兴建具有浓厚的兴趣。他即位以后，就先后改建和扩建了康熙、雍正年间在北京西北郊兴建的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并借疏浚西湖的机会修建了清漪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山五园”。在“三山五园”中，乾隆对圆明园的经营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他在《圆明园后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圆明园规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遂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圆明园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高度成就，使它驰名中外，被欧洲人誉为“万园之园”和“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

2、圆明园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

清王朝建立后，就确定了“文教是先”的方针。尽管当时还处在战争环境当中，清统治者却把文化教育放在工作的首位。他们以身作则，向先进的汉族文化学习，重视学校教育，恢复科举考试制度，两次开设博学鸿词科，举办各种文化工程。康、雍、乾时期，终于出现了文化繁荣的局面。有人统计，这一时期的大小文化工程达170余项之多，其特点是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康熙时期编纂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时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其他的文化工程如《全唐诗》、《明史》、《皇舆全图》、《大清一统志》、《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三希堂法帖》等都是集传统文化之大成、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工程。从文坛的情况看，清代的诗词，其成就虽然不及唐宋，但是，流派纷呈，作者众多，著作如林，又是元明两代所不及的。小说方面，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曹雪琴的《红楼梦》。戏剧方面，有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小说和戏剧，是清代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被人们称为“国粹”的京剧，也是在这一时期吸收了昆曲及多种地方戏之长而成的。清代的绘画，既有善于继承传统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等六大家，也有大胆创新的汪士慎、李慎、金农、郑燮、李鱓、高翔、李方膺、罗聘等“扬州八怪’。由于科举考试重视书法，帖学、碑学都异常繁荣。乾嘉汉学的兴起，也是传统文化集大成的特点在学术领域的表现。

一代名园圆明园，正是在集传统文化之大成的时代建成的。

圆明园是一座清代的大型皇家园林，兼有御苑和宫廷两种功能。为了适应清统治者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需要，圆明园的建筑数量多，类型复杂。殿、堂、轩、馆、楼、阁、厅、室、廊、榭、亭、桥应有尽有。建筑布局，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把绝大部分的建筑物集中为许多小的组群，再分散配置于全园之内。这些建筑组群中，一部分具有特定的使用功能，如宫殿、住宅、庙宇、戏楼、藏书楼、陈列馆、船坞、码头、辅助设施等，大量的则是供清统治者饮宴、游憩的园林建筑。

圆明园的园林建筑，个体小巧玲珑，千姿百态，尺度比外间同类型的建筑要小一些，而且能突破官式规范的束缚，广征博采大江南北的民居，出现了许多平面形式如眉月型、卍字形、工字形、书卷形、口字形、田字形以及套环、方胜等。除少量殿堂外，建筑的外观朴素雅致，少施彩绘，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十分协调。建筑群体组合，更是富于变化。全园100多组建筑群无一雷同，但又万变不离其宗，都以院落的格局作为基调，把我国传统院落布局的多变性发挥到了极致。它们分别与那些自然空间的局部山水地貌和树木花卉相结合，创造出一系列丰富多彩、性格各异的园林景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景”。

圆明三园共有100余景，从各景的造景取材和命名，都可以看到他们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

圆明园，原是康熙赐给皇四子胤禛的一座小园，建于康熙年间，占地面积约600亩。建成后，康熙亲题园额曰：圆明。按照胤禛的解释，园名的取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 “时中”一词，出自儒家的经典《中庸》，朱熹解释为“随时以处中”。这就是说，圆的最高境界是无论何时处理问题都能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明的涵义则是思想锐敏，能洞察一切。圆明二字，既是康熙对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也寄托了对儿子的希望。这里的中，就是儒家所说的中庸。1722年，康熙病逝，胤禛即位，是为雍正。1725年，雍正在圆明园原有“亭台丘壑”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值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全园面积，增至3000余亩。从此，圆明园成为清统治者经常居住和向全国发号施令的政治中枢。乾隆即位以后，又对圆明园的景观进行充实和调整，并在其东邻和东南邻兴建长春园和绮春园，全园面积增至5200亩。三园中的许多景名，都和儒家思想有关。圆明园四十景中的“正大光明”、勤政亲贤“、”坦坦荡荡“、澡身浴德”、“廓然大公”，都是很突出的例子。

圆明园的造景，有的取材于儒、佛、道的经典。圆明园四十景的《九州清宴》诗说“九州清宴，皇心乃舒“。这里的九州，显然来自儒家的经典《尚书·禹贡》。 大禹治平洪水，分天下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所以，古人常以九州代表中国。九州清宴，就是天下太平的意思。“万方安和”的卐字，来自佛家的经典。《康熙字典》在卐字下引《字翬补》：“内典万字”。内典就是佛家的经典。释迦摩尼塑像胸前有卐字。乾隆在《万方安和》诗序中说：“水心架构，形作卐字，略彴相通，遥望彼岸，奇花缬若绮绣。每高秋月夜，沆瀣澄空，圆灵在镜。此百尺地，宁非佛胸涌出宝光耶？”最后一句，点出了造景取材的来源。至于“日天琳宇”、“月地云居”之为佛教建筑，“慈云普护”中的道士庐，“方壶胜境”之来源于道家关于仙境的传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圆明园的造景，有的取材于古代名人故事。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于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与谢安、孙绰、魏滂等41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在今浙江绍兴西南）集会，修袚禊之礼。他们曲水流觞，赋诗抒怀。王羲之为这次集会的诗作写了一篇《兰亭集序》，传为千秋佳话。乾隆在《坐石临流》诗中说“白石清泉带碧罗，曲流贴贴泛金荷。年年上已寻欢处，便是当年晋永和。”明确指出了四十景之一的“坐石临流”，就是取材于这一历史故事。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因所居之处曰濂溪，世称濂溪先生。他特别喜欢莲花。在《爱莲说》中，他称赞莲花是“花之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圆明园中莲花很多，乾隆把莲花最盛的一处命名为“濂溪乐处”。可以看出这一景区和周敦颐的爱莲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是一个诗歌非常发达的国家，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伟大的和杰出的诗人，为我们描绘了许多令人神往的境界。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就是圆明园造景取材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最著名的如“夹镜鸣琴”是取唐代诗人李白“两水夹明镜”诗意。“杏花春馆”是取唐代诗人杜牧《清明诗》的意境。“武陵春色”则是再现晋代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描绘的景色。今天，“武陵春色”虽然已是一片荒野，但是，从残存的遗址，仍然可以想见当年的风光。

中国造园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秦、汉以后，不仅历代封建统治者要兴建大规模的皇家苑囿，贵族、官僚、士绅也要营造私家园林。清康熙、乾隆年间，是中国造园活动的兴盛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园林。乾隆六次南巡，都有如意馆的画师一同前往，将他看中的名园绘成图样带回北京，在北京和热河的皇家园林中仿建。现在，北京颐和园中的谐趣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中的烟雨楼，就是分别仿照无锡秦家的寄畅园和嘉兴南湖的烟雨楼修建的。圆明园中仿建的江南名园有南京的瞻园，杭州的小有天园，苏州的狮子林和海宁的安澜园。清代诗人王闿运在《圆明园词》中说：“行所流连赏四园，画师写仿开双境”，就是指以上四园而言的。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圆明园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之大成，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法国伟大作家雨果，把中国的圆明园和雅典的巴黛农神庙分别作为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的代表，称前者为“梦幻艺术”，后者为“理念艺术”。他称赞圆明园“荟集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像力所创作全部成果”。“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的崇高典范”。雨果的评价，圆明园是当之无愧的。

3、 圆明园罹劫是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见证

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乾隆以后，清王朝就一天天衰落下去。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订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转化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了从中国获得更多的权利，1856年，英、法两国政府又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春，额尔金、葛罗率领英、法联军2万人（英军12000，法军8000人），军舰200余艘进犯。4月，攻陷舟山；5、6月，进据大连、烟台；8月，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后，又继续北上，京城震动，咸丰派遣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穆荫前往通州与英、法侵略者进行谈判。除公使见皇帝必须跪拜外，其他条件都同意接受。但是，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却坚持“要面见大皇帝，亲递国书，立而不跪。”态度非常傲慢，声言“若不和好，即刻出兵。”载垣通知僧格林沁，于张家湾出队，擒巴夏礼等20余人，押送圆明园。清军与英、法侵略军接战失利，退守通州西面的八里桥。

9月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大战于八里桥，清军大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9月22日，清帝咸丰带领皇后、妃嫔、子女和一些贵族、官僚从圆明园出发，逃往热河避暑山庄。派他的弟弟恭亲王奕与英、法联军进行谈判。

但是，英法侵略者认为咸丰还在圆明园，于是，绕过北京城直驱圆明园。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管理圆明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自杀。从第二天开始，军官和士兵就疯狂地进行抢劫，每个人都是“腰囊累累，满载而归。”“遇珍贵可携者，则攫而争夺，遇珍贵不可携的，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法军翻译官德里松在《翻译官手记》中描绘侵略军抢劫圆明园的情景时说：“这一大群各种肤色、各种式样的人，这一大帮地球上各式人种的代表，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赌咒着，辱骂着，叫喊着，各自都带走自己的战利品。初看起来，真像是一个被人踏翻了的蚂蚁窝。那些受惊了的好干活的黑色小动物，都带着谷粒、蛹虫、蛋或口含着麦秆向四面八方跑去。”他还把英法侵略军刚刚到达安定门和从北京开拔时的情况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在“走到安定门时，法国军队只有一辆车辆，也就是将军的车辆才载有帐篷和军用箱，而当军队开拔时，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出现了大批满载着的车辆，但是这支车队也得十十足足走上一个小时。至于英国人的车队，那更是长的出奇，这一支神话式的车队，足足有两法里之长。”现在，枫丹白露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的许多珍品，都是从圆明园抢去的。

10月16日，英国公使额尔金、英军统帅格兰特决定烧毁圆明园。10月18日，米启尔将军率领英军第一师的第60来复枪团和第15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3500人进入圆明园，将指挥所设在正大光明殿。米启尔允许士兵把所有能搬得动的珍宝全部搬走。于是，在焚毁之前，圆明园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洗劫。接着，成群结队的士兵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奔向园名园各处纵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已有50多处燃起熊熊的大火，火舌呼啸着，发出劈劈剥剥的声响。升起的浓烟形成一个个烟柱，烟柱又汇成一块巨大的黑云。“日光被天空的浓云所笼罩，放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周围的地区，也是一片黑暗”这场浩劫的目睹者斯文侯说：“红红的光焰，照在军队的面孔上，看起来，放佛是魔鬼一样。”19日傍晚，英军在纵火焚烧正大光明殿并亲眼看到屋顶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倒塌之后才动身返回营地。经过两天两夜的焚烧，这座凝聚着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一代名园—圆明园就被英国侵略者野蛮地烧毁了。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当我们第一次走进这些园林时，它使我们想起童话故事中所描写的仙境，而10月19日我们从这里离开，身后留下了一片空旷荒凉的土地，到处都是无法形容的瓦砾。”

英国侵略者为什么要烧毁圆明园？按照英国人的说法是因为37名英法俘虏在圆明园受到了虐待，所以，要烧圆明园作为报复。事实并非如此。在37名俘虏中，只有巴夏礼等20余人曾在圆明园关押过。9月21日，僧格林沁捉拿巴夏礼等20余人押送圆明园。但是，圆明园并不是囚俘虏的地方。所以，第二天就转送刑部，分别囚禁于南、北两监。因为刑部监狱囚禁外国人，是清王朝从来未有之事，所以，刑部尚书赵光和另外两位刑部官员瑞常、灵桂一起到南、北两监查看。令官役禁卒“小心防守，不可凌虐。”

在我国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英法侵略者烧毁圆明园是为了掩盖他们抢劫圆明园的罪行。从事情发生的先后看，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二者之间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侵略者看来，战胜国抢劫战败国的财物，并不是什么罪行。1860年，亲自参加了侵略中国的巴特雷上尉认为，这次远征行动“干得体面而漂亮”，是“法兰西和英格兰共享之荣耀。”具有这种心态的人，怎么可能认为抢劫圆明园是罪行，为了掩盖罪行而把圆明园付之一炬呢？

我认为，英国侵略者之所以烧毁圆明园，真正的原因是要以此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使清政府尽快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签订合约，以便他们能按原计划从北京撤离。1860年春天，英法联军从香港出发的时候，军官和士兵穿的都是春装。但是，11月以后，北京的气候就寒冷了，这对英法联军是非常不利的。为了避免重蹈1812年拿破仑进攻莫斯科遭到惨败的覆辙，他们决定，必须在11月1日之前撤离北京。由于英法联军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到10月15日，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恭亲王奕还不敢和英法侵略者的谈判代表接触，以致合约无法签订。英国公使额尔金、英军统帅格兰特深知圆明园在清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园林，而是从雍正以来清朝五代皇帝经常居住和向全国发号施令的政治中枢，烧毁圆明园可以对清统治者产生震慑的作用。所以，编造了一个英法俘虏在圆明园受到虐待的谎言，作为烧毁圆明园的借口。当圆明园之火腾空而起的时候，俄国公使义格拉底夫就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致函奕，劝奕“认明危险，速定和议。”在列强的压力下，奕完全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一切条件。于10月24日、25日，分别与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并订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英法侵略者认为，“烧毁圆明园，大大加快了达成最终协议的步伐。”由此可见，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是被圆明园之火逼出来的。在烧毁圆明园的问题上，法国公使葛罗、法军统帅孟托邦曾表示反对 。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怕这样做会 “颠覆清廷而援助太平军。”如果要烧，就烧紫禁城里的皇宫。他们的态度虽然不同，但是，在与中国人民为敌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作者简介：

王道成教授 四川省高县人。1955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先后执教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圆明园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古都学会理事、北京史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学术顾问，《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专家编委、《世界名人录》特约顾问编委、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省部军级领导干部在职研究生班主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