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在《向前一步》“主人与管家”一期的录制现场,图为节目组与政府人员、沟通团一起调解业主、物业纠纷。经过10个小时的沟通,业主与物业达成共治共识。摄影:岳月

　　52次抢麦,29次深鞠躬,18次失声痛哭……人们不禁疑惑,是一档什么节目让人如此激动?

　　历时210小时录制,92名基层工作人员与41名当事人参与,在21期节目当中,178次对峙,12次愤然离席,47次拥抱,最终将21次分歧化为21次和解……什么样的节目能够让困扰城市多年、不愿碰不敢碰的民生难题一一得到化解?

　　随着节目播出,天坛核心游览区内20户居民全部迁位,为天坛恢复全貌争取了时间;东直门南小街工程正式启动,拆除违建十几处;西城区继华康里之后,又陆续启动了京报馆、五道庙等多处文物的腾退安置;曾经的当事人竟自发成为义务调解员……政府与市民在此握手“言和”,人们说,北京卫视正在播出的一档城市市民与公共政策对话的节目《向前一步》做到了。

　　把问题亮出来,让20余年未解的心结面对镜头打开

　　拆迁、拆违、腾退,是现代城市建设进程中的头等难题,也是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严峻考验。

　　现实中,有的钉子户以死相逼拒绝搬迁,有的一家三口蜗居10平方米的棚户区拒不签约,还有的老城区居民不满补偿价格在原地僵持数年……《向前一步》节目组将镜头对准了这一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

　　位于北京西城区达智桥胡同的杨椒山祠,是明代忠烈杨椒山的故居,也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在历史上还曾是“公车上书”千名举子出发的地方,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大杂院。

　　为保护文物,让杨椒山祠尽早恢复原貌、面向众人开放,西城区2016年启动了此项腾退安置工作。院内曾居住的67户居民中,陆续有58户腾退,还余下9户未签约,安老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让安老先生想不通的是,连廊共8间房,其余7间房都已取得承租房本,为何他的面积13平方米的连廊房无法补办房本,也无法获得腾退补偿?

　　从不到一岁便住进院儿里的安老先生难舍儿时旧房,情绪一度失控,节目的现场录制几次中断。“我要维权!”“有的给补偿,有的不给补偿……是不是政府需要给我个合理解释?”收到腾退通知三年来,依旧居住在杂院儿的安老先生都没能走出“13平方米”这道坎。

　　与安老先生一样在杨椒山祠居住超过半个世纪的另一户未腾退居民“愤愤不平”地闯入节目录制现场,拿起麦克风进行“声援”——“讲法我讲不过你们,但我们老百姓就认一个‘理’儿!”

　　围在录制现场的人群越来越多。但面对政府给出的安置方案——价值711万元的安置房和62万余元的现金补偿,安老先生依旧拒绝,并几度哽咽。

　　“我们还是给当事人充分表达的机会。”在20多期节目录制的过程中,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邵晶发现,不少民生难题的症结在于,当事各方之间缺少有效沟通的机会。

　　于是,把问题亮出来,请当事人、基层干部、调解员、媒体观察员、心理咨询师、律师甚至邻居一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通过主持人层层设问、专家解释引导、基层干部耐心解答,从诉求、法律、政策、情理角度进行综合的分析,打消当事人顾虑,使各方的困难和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理解和关怀,成为《向前一步》节目的一个特色。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不可能瞬间就完成,一定要经过一定的量变才能达到质变。这个思想转化,不是我说你听的‘思想动员’,也不是我讲你听单向的‘命令通知’,而是你说我说大家一起说,说出你心中苦闷,说出心中的心结。当彼此观点都被了解并给予充分尊重,很多问题就有可能在说与被说、听与被听的过程当中融化。”邵晶说。

　　多一次有效沟通,就少一次诉讼,少一次法院的强制执行

　　为了给出一个解释,为了百姓心心念念的“理”字,节目组将政府工作人员、居民安老先生等相关群体与节目沟通团聚在一起,“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场为安老先生解疑,列出解决办法。

　　从《物权法》《合同法》到《文物保护法》,从不同安置方案的得与失,到近年来政府对文物腾退保护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历史遗留问题的变化与进展,由7人组成的沟通团从不同角度摆出“账本”、给出细节、给出事实、给出出处。

　　《向前一步》里各利益方细数的每一件事,虽然看起来不是天大的事,却无一不是百姓的心头大事。这些事的背后,每一件都是政府正在办的实事,都是与城市建设、城市治理息息相关的民心工程。

　　为了帮当事人疏解疑惑,节目形态除设置外景调查环节外,室内访谈部分首次把演播室设置在篮球场,将篮球场中线设置为“分歧线”,以被沟通者能否向前一步跨过分歧线为最终悬念,赋予节目“少数人向前一小步,社会公共意识向前跨越一大步”的寓意。

　　“大家站在线的两侧,在平等的沟通与精彩的意见交锋中,最大程度释放公共政策的理性与善意,为更多人进行公共政策解读,建立公共意识。”节目组策划人员表示,这档节目的最终目的,是希望政府与市民都能“向前一步”,跨越脚下的“分歧线”达成共识。

　　虽然是只有10厘米宽的一条线,却需要迈出一公里,甚至更长的路。经过数百小时的调研,节目组意识到,每一个具体的民生问题往往牵扯着复杂的个人感情和历史原因。事情的解决方案有没有法律依据?社会层面占不占理?感情层面有什么障碍需要跨越?这三方面都要照顾到。

　　邵晶说,面对政府比较刚性的政策,市民有时不免产生抵触情绪。电视节目作为第三方介入,则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有时可能就是一个特别小的私人误解,导致了长期‘对立’,误解解除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里不仅是明末忠臣、重臣杨椒山的故居,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梁启超带着‘公车上书’的一千多名举子从这儿走出……我们在尽早恢复文物原貌,使之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心愿是没有分歧的。”西城区文委主任孙劲松的一席话让安老先生陷入沉思。

　　当北京市西城区城市复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申申几度安抚安老先生的情绪,并以一位女儿的口吻泪目劝慰老先生“为您身体考虑,您不能再激动”的时候,安老先生潸然泪下。

　　“您对院儿里情况熟悉,对文物的历史也都了解,顺利腾退后,我们希望为您保留一间工作室,使您成为我们的特约研究员,以后为大家讲述杨椒山祠的故事。”当孙劲松拿出一纸聘书交到安老手中,老先生终于欣然接受。

　　讲法讲理讲情,才能共情共鸣共振。在中国,许多民生问题的解决,靠的是邻里的守望相助,靠的是普通百姓舍小家为大家,靠的是政府公职人员的付出,也许法理情兼顾才是深入观众内心、打动观众情感的关键。

　　结束录制后的第三周,节目组收到消息:安老先生已签署腾退协议,并将自己的腾退安置房分了一部分给妹妹。这个消息让正在录制新一期节目的邵晶和同事们感到欣慰。“多一次有效沟通,就少一次诉讼,少一次法院的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