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积极利用PPP模式通过探索购买社会服务，发动志愿者、爱好者参与监督巡查等方式，扩大文物保护的社会参与度。“国家文物局将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措施”。

　　文保工程方案将更多听取公众意见

　　今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提出，要发挥社会各方面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制定鼓励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政策措施，到2020年时，“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格局基本形成”。

　　昨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介绍，今后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将更多地听取公众意见，制定城乡建设规划、文物保护规划及文物保护工程方案时，通过听证会、论证会或采用其他方式，搭建良性互动平台，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及监督权。

　　将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文保修缮领域

　　顾玉才表示，将进一步深化文物系统体制改革，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文物保护修缮、展示利用等领域。具体为，能由政府购买服务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同时，积极利用PPP模式，通过发动志愿者、爱好者参与监督巡查等方式，扩大文物保护的社会参与度，并加强对社会力量的规范和引导，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文物保护的良好氛围。

　　顾玉才指出，社会组织在参与文物保护活动中，也应遵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坚持以保护为前提，坚持合理利用。参与修缮保护维修活动的应依法申请，办理相关审批手续，遵守不改变原状及最小干预的文物保护原则。“一切利用都要以服务公众为目的，而不是为私人或特定人群服务的。”

　　追问1

　　为何要募集社会资金修缮文物?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经费不足已成制约文物事业健康发展瓶颈

　　为何要吸纳社会资本修缮文物?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朱晓东坦言，目前文物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已成为制约文物事业健康发展的瓶颈。

　　据媒体报道，2014年1月，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遭遇严重火灾，246栋房屋被毁，被烧毁的文物多为县级文物。对此，迪庆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和冬梅向媒体直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由国家专门保护，省级文保单位就是省里投钱，以此类推。县级的文物，根本就没有资金对其进行保护。这个没办法。”

　　朱晓东介绍，“十二五”期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累计安排1万余个项目，中央财政累计投入310亿元，平均每处投入约310万。而按照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统计，全国范围保护状况差的不可移动文物近20万处。在山西全省28027处古建筑中，需要抢救修缮和维护保养的占73%，国家和省级投入经费修缮的古建筑不到总量的1%。

　　新京报记者搜索发现，各地在吸引社会资本修缮文物方面，已探索出不同的方式。

　　2009年以来，安徽省黄山市就以政府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为引导，通过认租、认养、认购的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利用，先后筹措资金50亿元，实施了“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使101个古村落和1325幢古民居得以妥善维修、有效利用。

　　苏州也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法规和政策文件，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文物保护利用，通过以奖代补、转让使用权等方式，吸引社会投入数亿元资金，使文物保护状况、开放利用程度均得到明显改善。

　　故宫去年启动的养心殿“百岁大修”，也面向社会募捐了2.2亿元资金，项目资金今年7月20日全部到位。

　　一个多月后，长城保护2016公募活动在京启动，计划募集1500万元资金修缮箭扣长城，募集2300万元修缮喜峰口段长城。

　　追问2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能做什么?

　　专家：社会力量既可监督政府，又能帮政府巡查保护文物

　　今年9月，新京报曾报道，位于辽宁绥中被誉为“最美野长城”的小河口长城，一段一两公里的城墙与地面被抹平，起伏的墙垛与野性风貌被硬化路面所取代。发现此事的，是多年来一直关注小河口长城的摄影师高锦旭，他随后将小河口修缮前后的照片发上网，公众的关注与质疑随之而来。

　　最终，国家文物局致函辽宁省文物局，要求对辽宁绥中“野长城被抹平”一事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调查和依法问责，组织专家对相关段落长城进行评估并制定整改措施。

　　类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监督修缮的例子并不少见。今年9月，北京房山怪石山景区的十余处景观石上出现红色笔迹涂鸦“陈志成”，被网友拍照发上网后引发关注，最终当事人公开致歉，并清洗涂鸦。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昨日也表示，我国文物事业发展迫切需要社会力量参与。

　　据统计，我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登录的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多处，国保单位4296处。但全国省局中只有四个正厅级的文物局，14个单独成立机构的副厅级文物局，还有13个加挂文物局牌子的文化厅内设机构。全国2853个县中单设文物局的很少，大量基层一线管理留白。

　　励小捷介绍，社会力量作为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既可以监督政府，又可帮助政府做文物保护的日常监管。

　　据国家文物局督查司统计，2016年1月至9月，共督办转办文物违法案件线索128件，其中社会组织和群众举报、媒体反映的为104件，占81.3%。

　　励小捷称，文保社会组织以及志愿者还可以对边远地区、分散的、文物专业力量薄弱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巡查看护，“对文物的保存状况随时报告，对损坏文物、违规建设等行为进行跟踪关注，及时举报”，他说，比如长城保护员，还有北京义工组织开展的随手拍活动，可以由不自觉地随机性监督变为有目的、有组织、有固定渠道的监督，帮助文物主管部门将文物保护的职责落地生根。

　　社会力量参与文保缺制度保障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朱晓东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法制保障现状可以说是“有政策，有共识，有实践;但是缺研究，缺制度，缺法律条文。”

　　“比如建立文物保护补偿制度”，他建议，从平衡文物保护主体权利义务角度，对因文物保护致使权利人合法权益受到不利影响的，由政府视情况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有利于调动全社会文物保护积极性。

　　再如还应明确社会参与低等级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的范围、机制、权利和义务，“实践中，多数低等级文物由于缺乏修缮资金，保护不力，面临损毁的危险”，朱晓东说，把社会力量参与低等级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纳入法律范畴，将会有力改变文物保护被动局面。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黄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