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工贸易的出口额中，仅有不到一半来自于本国的附加值创造，而加工贸易却在中国的出口中占比超过50%。

　　●从附加值创造的角度重新审视贸易数据，以2004年为例，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将骤降41%和49%之多。而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附加值框架下，其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激增40%和31%。

　　●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与装配者，往往只是按照他国的设计生产，这不利于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也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升级和中华品牌的诞生。

　　●由垄断形成的进入壁垒对中等收入国家结构转型的负面影响巨大：一方面，转型国家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不能再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加工组装的分工角色；另一方面，价值链两端又有着进入壁垒，阻碍转型国家中的企业进入。

　　如今，人们已经很难确切区分一件商品的生产者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国际分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深度出现在了市场几乎每个商品的生产方式中，也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分配在了某一个生产环节上。这种生产组织方式被称为“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将如何改变我们对国际贸易的认知？“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到来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面临哪些挑战，有何应对之策？

　　近日在清华大学“全球价值链与经济结构调整国际讨论会暨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上，多位国内外专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青岛港外贸集装箱堆场。新华社发（俞方平 摄）

　　由中国商务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球价值链与经济结构调整国际讨论会暨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近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拉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里亚、中国商务部原部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名誉会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超、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等与国内外数10位经济学者展开深入讨论。

　　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国际贸易进入全球价值链时代

　　所谓“全球价值链”是指，当商品的产品设计、原材料提供、中间品生产与组装，成品销售、回收等所有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分工后，形成的覆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庞大生产网络。在全球价值链的每个生产环节上，附加值被不断地创造、累加，并通过该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根据经合组织提供的数据，全球货物贸易的66%以上是中间品贸易，而在服务贸易中，该数字高达70%。对此，国内外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各国际机构的判断和观点是一致的：国际贸易已经进入了全球价值链时代。

　　商务部副部长王超表示，“近年来，在通讯、运输成本下降和制度创新的带动下，各种产品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各类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重组，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世界经济也进入了全球价值链的阶段。”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也表示，“全球生产的这一新模式以全球垂直生产网络的扩大为特征。在这一网络中，消费者或生产者购买的最终产品包含了来自不同企业的附加值，这些企业位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专门生产价值链中的不同部分。”

　　传统统计方法已无法真实反映全球贸易格局

　　全球价值链中，商品的最终价值是世界各国创造的附加值总和。那么，在中国出口的商品中，创造的附加值有多少呢？

　　“中国加工贸易的出口额中，仅有不到一半来自于本国的附加值创造，而加工贸易却在中国的出口中占比超过50%。如果从附加值创造的角度重新审视贸易数据，以2004年为例，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将骤降41%和49%之多。而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附加值框架下，其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激增40%和31%，原因在于，日本的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以中间投入品的形式，经由中国等廉价劳动力充裕的亚洲国家进行加工装配后，再间接出口到美国和欧盟市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Robert　Koopman，与高级经济学家王直展示了它们的最新成果。

　　商务部专家介绍说，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解出中国实际的附加值贡献，要比直接计算进出口总额更能反映中国的真实贸易地位。“在进出口总额的计算中，存在着两项重要的重复：第一，本国出口品中所使用的进口中间品的价值，作为进口计算了一次，又在出口时再次算在出口总额中；第二，本国进口的产品中，有一部分就是利用本国出口商品制造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第一项的重复计算极为巨大”。

　　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的观念认知得到了更新，传统计算出口商品总值的国际贸易统计缺陷逐步显现。以往的顺差、逆差的概念并不能如实地反映贸易伙伴之间的利益格局，反而会滋生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融入国际贸易

　　大部分专家认为全球价值链对于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积极意义。

　　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认为，“全球价值链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中间品贸易，集中发展价值链中的某一个‘环节’，在此环节上获得竞争力，而无需发展整个行业或产品价值链的竞争力。”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借由全球价值链更快地融入到国际贸易之中。

　　对于改革开放初期，资本与技术均较为薄弱的中国而言，国际价值链上的分工可以帮助中国更快地实现就业增长与资本积累。王直认为，“尽管中国和墨西哥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加工贸易，但是，加工贸易使得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能够积累资本和人才、技术，并能够慢慢地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中国的例子最为典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贸易制度与政策评估部主任Ranil　Salgado与经合组织贸易与商务统计部部长Nadim　Ahmad都认为，“全球价值链在上下游企业中存在知识外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向上下游企业学习的机会。”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也十分赞成以上看法，他说：“在上述积极因素下，生产任务通过中间品贸易的形式在全球迅速扩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崛起，成为这一全球变革的主要参与者。尽管全球价值链中大多数领头企业仍然来自发达国家，但是，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贸易的份额已从三分之一上升到了一半以上。”

　　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实现全球价值链再分配成必由之路

　　陈德铭坦承，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面临着自身的问题。

　　首先，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目前仍处于中低端的位置，企业从价值链中分得的收益较低。

　　陈德铭介绍说，以苹果手机为例。每一台iPhone背面均印有标注：“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意思是说，iPhone由苹果公司在美国的加州设计，由中国装配。陈德铭强调，“设计”和“装配”在文字上比肩而立，但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上却有着天壤之别。陈德铭介绍说，一项研究表明，“每台iPhone　4的生产线上，中国公司获得的利润仅占到整机利润的1.8%。由于苹果公司紧紧攥住产品设计、软件开发、产品管理和销售等高利润环节，绝大部分的利润最终都流向了美国”。

　　第二，中国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承担的市场风险、环境代价要比上游大得多。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与装配者，往往只是按照他国的设计生产，这不利于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也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升级和中华品牌的诞生。

　　陈德铭强调，在巩固中国制造、中国加工的同时，推动中国研发和中国设计；通过产业的升级，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再分配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必由之路。

　　全球价值链时代中国面临国内外挑战

　　专家认为，全球价值链时代，中国面临来自国内外两方面的新挑战。

　　国内因素，税收与关税体制不合理，以及中国企业自身的管理能力与创新能力不足。

　　中间品关税的放大效应。专家提醒，在全球价值链中，中间品在多个国家间反复转运，往往会多次穿越一国的边境。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中间品征收的关税是累加的。因此，全球价值链事实上放大了中间品关税的影响。

　　“就目前来说，我认为中国应该取消所有对中间品的关税。”，王直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对所有进口的中间品取消关税，就能够使中国更早、更好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去。”

　　古里亚也对减少关税及其他降低贸易成本的改革持积极态度，“据我们估计，在发达经济体中，实施贸易便利化改革，也就是说减少关税等，还可以减少10%的贸易总成本，在发展中国家中，可以减少16%左右。这将极大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从而提升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降低1%的全球贸易成本将增加超过400亿美元的全球收入，尤为重要的是，其中65%收入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企业自身管理能力与创新能力缺乏。有专家指出，企业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竞争的行为主体，一国的国际贸易分工地位终究是依靠企业得以实现的。虽然中国已有不少大型的跨国公司，但是，总体而言，中国企业的管理能力，研发能力，对于海外投资的决策能力，以及整合各项资源的能力均距离世界一流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中国如何能够在新一轮产业分工中胜出，关键在于中国自身的企业制度，中国经理人的运行能力和管理操守，能做到这些，市场、资本与技术就都不成问题了。”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也认为，“中国在全球分工中虽然处于劣势，但即使是全球领先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也有融入当地的问题。所以，中国不用过于着急，关键是将价值链研究透，然后一点一点往价值链的上面走，只要有意识，创新能力和整合能力就会慢慢提升上去，能力建设要抓紧，但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国际因素，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技术垄断。

　　价值链两端的技术垄断。有专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为企业进入高端制造业，同时向价值链两端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这种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会推动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认为，转型的挑战在于技术垄断广泛存在于价值链两端的生产环节。在这些生产环节上，一些生产者往往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产品之间可替代性很低，使得在这些环节上广泛存在着垄断势力。当新兴企业试图进入这些生产环节时，垄断者就会阻止这些竞争者进入，试图保持自身的垄断利润。鞠建东说，以智能手机为例，尽管三星一直是苹果极为重要的供货商之一，但当三星推出第一款智能手机时，苹果就对三星提起了诉讼，而今两家企业之间的诉讼已蔓延至英、澳、韩等国家。

　　“这种由垄断形成的进入壁垒对中等收入国家结构转型的负面影响巨大：一方面，转型国家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不能再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加工组装的分工角色；另一方面，价值链两端又有着进入壁垒，阻碍转型国家中的企业进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结构转型将会放缓，经济发展也会相应停滞。全球价值链两端存在的垄断势力，可能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鞠建东表示。

　　“我们建议，世界贸易组织及时承担起推动公平竞争的责任，协调全球范围内的反技术垄断合作”，鞠建东希望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限制价值链两端的垄断势力。他建议说，当某个企业占据世界市场的份额过大时，各国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合议，限制过于庞大的垄断者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或者对其进行拆分。

　　与会专家认同鞠建东的看法，他们认为，强调全球合作的意义在于，当一个跨国公司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垄断地位时，它会从全世界攫取垄断利润，损害所有国家的自由竞争，造成福利损失。如果一个公司获得的总的垄断利润大于它对国内市场造成的损害时，企业所在国并没有激励破除这种垄断。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由于每个国家只占有该垄断企业的很小一部分市场，单方面的制裁不仅困难，也不能对企业造成足够的威胁。因此，尽管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出台了反托拉斯法，但对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真正有效地约束必须是全球性的措施。

　　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增多中国可采取“镜像策略”应对

　　鞠建东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品很不一样，前些年是非常互补，现在是竞争性越来越强。正是因为有了竞争性，由利益集团对中国发起的贸易制裁也越来越多。”

　　有专家介绍说，依照中国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主要从事中间品加工与最终品组装。这些生产活动对主要从事产品设计研发与市场营销的发达国家而言，更多的是互补关系，两者与其他国家一起组成了全球价值链。而当中国试图突破原有的分工角色，进入价值链的其他部分时，不可避免的将冲击国际价值链原有的分工秩序。当发达国家的相关利益集团游说政府时，就容易引发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一现象对于所有希望提升分工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都现实地存在着。

　　鞠建东认为，在贸易摩擦不可避免时，“中国有必要使用‘镜像策略’应对发达国家挑起的贸易摩擦。积极合理地在贸易摩擦中进行反制，反而能够帮助中国实现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合作”。

　　所谓“镜像策略”是指如果一国对于中国某行业，或者某企业进行贸易制裁，则我国即选取对方同一行业，或者相似企业进行相应的反制裁。“镜像策略”的基本原则是损失对等与被动发动原则：反制裁的力度应当与中国遭受的损失相当，当然，中国不会主动制造贸易摩擦。

　　“贸易摩擦本身并不是我们追求的，但是积极果断地反制能够成为贸易谈判的筹码，遏制发达国家挑起更多的贸易争端。”，鞠建东分析到。镜像策略的基本思想来源于演化博弈论中“以战止战(tit　for　tat)”策略，通过对不合作行为的惩罚，使合作成为博弈的均衡状态。